http://www.6summer.com/ zh-cn PBlog2 v2.4 http://www.6summer.com/images/logos.gif http://www.6summer.com/ 六个夏天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145 susumayi@163.com(无双) Fri,12 Mar 2010 14:46:35 +0800 http://www.6summer.com/default.asp?id=145 新进17-40mm/f4L作为挂机头
加上sigma 50 1.4

暂时先这样吧，一年内不准备败家再进镜头了
明年目标是70-200/2.8L，85mm1.2，升全幅

心里默念一百遍：“我不中毒，我不中毒，我不中毒。。。。。。”]]>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138 susumayi@163.com(无双) Mon,01 Feb 2010 06:09:44 +0800 http://www.6summer.com/default.asp?id=138
以前不是没搬过家，在北京6年，搬家4次。东西越搬越多，以至于最后一次搬家时，一个标准大货车都快装不下我的东西了。
这次搬家有点不同。我，这次，搬离北京了。所以才说折腾。

折腾什么呢？扔东西。
工作台扔了，衣服扔了一半，床单被罩扔了，除了最关键的资料其他带纸的东西全扔，书丢了一半，ps2送给韩国人了，投影仪早就搬给了朋友公司，锅碗瓢盆全扔了（其实也基本没用过几次），沙发以低的吓人的价格卖了，饮水机送给了上门打探消息的阿姨。。。。。

我从来没有发觉，我身外之物居然有这么多。
我突然醒悟，原来我带了这么多废物一路前行，怪不得越走越沉重。
我第一次全心全意的思考了一下，到底什么东西是有必要的，什么是傻瓜才要一直死守的玩意儿。

以前玩过一个游戏，就是一个球滚来滚去，滚来滚去，越滚东西越多，越滚越笨重。这么傻逼的游戏，我居然玩的乐此不疲。想想自己这些年来，是不是也是如此？

搬家还真搬出一点道理。]]>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131 susumayi@163.com(无双) Sun,12 Jul 2009 18:23:44 +0800 http://www.6summer.com/default.asp?id=131 有骂两少一宽的少数民族政策的，有考究溯源大历史的，有翻旧账到唐朝突厥的，有说给土耳其点颜色看看的，有骂前总书记胡x邦的，有对民族融合出主意的，有考证蒙回满为何不闹独立的根源的，有比较拉萨314和乌市75事件政府处理手法不同的，有怀念王震王大胡子当年治疆铁血手腕的，有说左宗棠当年抬棺西进一代名将建立不世功业风范的，有说要学习苏联克格勃硬风格派国安在纽约街头干掉热逼丫震慑一下分裂分子的，有当事人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在乌鲁木齐从小到大见闻的，有讲自己在机场、公司、学校、街头遇到的维族人的感受的，有替胡总出主意让其在鸡巴大会上和其他大国直接摊牌的……
有趣有趣，我说这么多的千奇百怪的想法。志哀志哀，我街头遇难的200名无辜同胞。



有位哥们讲述自己亲身为民族融合做出的不懈努力，差点皈依穆斯林娶一位回族mm为妻。曰回族mm都有体香云云……
这个……
]]>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114 susumayi@163.com(无双) Wed,25 Mar 2009 02:20:16 +0800 http://www.6summer.com/default.asp?id=114 也许在几个世纪后下一次物理学革命时，爱因斯坦会被证明是对的。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量子力学的出现，彻底粉碎了爱因斯坦企图回到经典物理世界的美梦。是的，这个世界要不是非定域性的，要不就是非实在性的。在前一种设想里，处于纠缠状态的量子，不管相隔多远（哪怕在宇宙各自一端），也能保持奇妙的相干性。在后一种设想里，一切万物不过是一个概率波，没有观察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可言，而且这个概率波还会扩散到整个宇宙……
似乎哪种都不太美妙？
霍金对此曾经评论：上帝不仅掷骰子，还把骰子掷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指黑洞）
1927年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原理（现在多翻译为不确定原理），曾经是爱因斯坦的死敌之一。他曾经多次想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海森堡波尔薛定谔那帮脑袋发热的家伙一定是疯了，他们居然从根本上剥夺了人类精确测量世界的权利！爱因斯坦讨厌这种可怕的图景，为此，他不惜一次次战斗----他几乎成功了！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我猜想在不确定原理之外，一定有更为深刻的理论存在。但我也也不乏悲观，也许不确定性原理，正是这个宇宙最基本的运行原理之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基本物理原理，怕是只剩下广义相对论和香农信息论了---即使不确定性原理在哲学上可以理解为人类对物理世界最终了解的放弃和失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Uncertainty principle翻译为不确定原理是对的。不是测不准，是永无可能测准。时间确定，动量不确定。动量确定，时间不确定。无双确定，宇宙不确定。宇宙确定，无双在哪里？

最近工作忙，唯一的娱乐是下班睡觉前一个小时的读书时间。
推荐几本书：

1.罗杰·彭罗斯《皇帝新脑》


2. 赵燕枫《密码传奇》

]]>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94 susumayi@163.com(无双) Fri,13 Feb 2009 19:48:32 +0800 http://www.6summer.com/default.asp?id=94
那年庐山 （三十八）回顾与评论(之二)

领导的台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哥在庐山会议的开始阶段，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这是因为他的双重身份，即他既是大跃进的直接发动者和指挥者，又是最早发现大跃进，总路线在执行中的问题并开始逐步纠左的改正者，正是由于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冲突，使得东哥在庐山上一方面成了秀才们心中的“纠左”领袖，另一方面却是左派诸侯的大靠山。-----而尤其微妙的是，这两个角色都是真实的。

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似乎好玩，但实际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只有东哥本人，才能作他所发动的大跃进的纠正者？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变成一个陈词滥调的问题，那就是客气的讲“一言堂”的问题。----但我们知道，“一言堂”并非就意味着错误，假使这位“一言九鼎”的人物足够英明的话，“一言堂”似乎并非不可。----比如，出兵高丽，就是一例。

然则，在庐山之上，问题的核心却在于，东哥在英明地认识到大跃进中的“左”的错误之后，他开始企图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这件事本身，从政治制度的高度看，就是一个“系统自纠”的机制体现。-----从庐山会议最终的结果看，作为一个系统，此次的“自纠”是适得其反的。--------所以，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这个系统本身了。

事实上，使东哥在庐山会议前期一边两次召见秀才，声称自己是“反冒进”头子；一边却圈定，大跃进的成绩是九个指头，错误是一个指头，如此“左右为难”的原因就在于一点，他无法深入地检讨自己发动大跃进的失误。胡乔木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缺点，他要负责任。当时到会的同志大家坚持建议不要这样往下传达，以免全党层层检讨，影响干部的积极性，毛主席才勉强地接受了这个意见。”------为什么东哥的“自我批评”为被大家压住，不让往下传达呢？

答案是明显的。-------因为在当时的体制下，恰如庐山会议期间，洛甫和谭震林都谈到的“毛泽东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泽东的威信，就是损害全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对于东哥而言，犯了大跃进这样大的错误，将会如何损害他的威信，是一个无须多说的问题。-----举一个后来的例子，七千人大会期间，彭真曾经说过，“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 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 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结果马上遭到了陈伯达的批评。---事实上，在这个从上到下都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上，东哥的错误，除了彭市长以外，没人敢言。只有东哥自己做了自我批评。---而这个自我批评作后不久，胡服同志的威信就逐步上升了。

正是如此，所以后来彭总在庐山的上书会成为把会议从讨论经济发展转化为政治斗争的一个契机。------换一句话讲，庐山会议的进程实际上在本质上就是，在当时的中国现实环境下，如果东哥犯了错误，该通过怎样的方法来纠正呢？

而上面的问题是一个必须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够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而具体应该如何，俺就不敢做结论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很重的问题。

但我们可以用一个小故事“绕道”来探讨一下。在二战后赤旗席卷全球的态势下，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比如苏联，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下，直到米哈伊谢尔盖耶维奇，除了倒霉的联合国大会敲皮鞋吼叫的那位之外，其余的苏联领袖们，无不直到天堂里寂寞的卡尔大叔召唤他们，才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对于这些领袖们而言，当他们上台时，就知道有生之年自己都应该是基本正确的。-----即使是有犯过大的错误，也应该是“基本正确”的。--------所以，从制度上讲，这等于关上了“自我纠错”的开关。----既然领袖除非被卡尔大叔召唤，否则必将一直“基本正确”下去，那么，又何需“纠错”呢？

因故，这个制度本身的巩固只能祈求领袖的确保持了“基本正确”。-----当然，从概率上讲，除非领袖们的身体都比较虚弱，难以持久，否则，概率必然会发生作用的。------所以，庐山之上发生的事情，就尽在不言中了。

总之，这个制度对于东哥本人而言，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负担，而因为这一点，使他在庐山之上，的确左右为难。-------而值得自豪的是，和北方嗜酒的斯拉夫人不同，新中国在她送别了第一代领导人之后，就明确地废除了终身制这种历史遗留色彩浓郁的，对国家，对领袖都压力过重的制度，现在的中国政治制度，运行在一个对每一个参与者都更加宽松的环境之下，而这，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进步。-----出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官方舆论一直没有充分，深入地宣传这一点，----但在回顾庐山会议之际，俺个人深深地感到，这个进步的伟大和光辉。


那年庐山 （三十九） 江上数峰青


最后一章，俺准备大致总结一下第一次庐山会议。
按照通常的说法，或者按照李锐在他的实录里的总结，庐山会议的几个教训是：

第一，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晚年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

第二，   当时纠“左”，神仙会阶段提出的18个问题，并不意味全党上下已清醒地认识了产生“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第三，   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

第四，   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

第五，   庐山会议还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

第六，   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当年比给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更为直接。


对于李锐的这个论断，俺个人是有所腹诽的。----因为，他显然把东哥列为了一个主要的被告。六个罪状，至少五条是直接针对东哥的。-----俺可以理解他如此结论的原因，但他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按照俺上一个章节所说的道理，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东哥一旦犯错，除了他自己悄悄地改正，别无其他办法。（七千人大会东哥公开承认错误，于是后来出现更加严重的天有二日的情况，直接导致后来的严重的政治体制上的危机。）---因此，“领袖的台阶”是理解庐山会议的第一个钥匙。----从这点出发，李锐所列出的第二条教训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求“彻底地”“纠左”是不切实际，违反基本政治运作规律的书生想法。----比较有可行性的做法，在当时这个阶段，只有在东哥要求的范围内，切实地，慢慢地在具体工作中开展纠左，而不是急匆匆地追究理论上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李锐他们这些秀才以及被这些秀才所鼓动的彭总的问题，恰在于此。------不是说他们提的意见有错误，而是不是时候。

但，假如在庐山会议上，彭总的行为仅仅是上了书，那么，他完全可以以一个英雄的形象留在史册。----然而，对于彭总上书这个庐山会议的第一个关键点，我们现在知道，彭总的形象被一些“好心人”有意无意地拔高了。----事实上，彭总在接到老红军让他“鼓喉咙”的字条之后，并不想去庐山开会，而彭总十四日上书的一部分原因还在于周小舟的鼓动，----因此，彭总的上书，并不是那么光辉地为民请命，而是对东哥的一份工作上的建议书。（否则就无以解释他为何当初连庐山会议都不想参加的事实了。）------但我们说，这份建议书，仅仅是私下给东哥的，无论从组织制度，还是从信的内容，彭总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


然而，对于东哥而言，他收到的是国防部长给他的并非完全正面的建议书。----作为政治领袖，他不得不考虑彭总这封信背后所代表的党内高干对他所发动的大跃进的看法。----因故，他必须把这封信印发全场。------在大跃进的危机逐渐显露的时刻，在刚刚结束了西藏平叛的时刻，在蒋介石于台湾蠢蠢欲动的时刻，在赫鲁晓夫在北方哼哼唧唧的时刻，-------至少，东哥需要一个团结的队伍。-----但在彭总的信印发全场后，东哥并没有听到他需要的一致的支持。-----相反，洛甫发表了他长达八千字的发言，然而“成绩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非但如此，洛甫的发言还触及了关于大跃进教训的一个敏感点，即“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洛甫此时的发言无异于一篇檄文。----而且，恰如俺在上面的章节里所提到的，这篇檄文是在最坏的时机掺和进来的。

而我们如果再一次回顾开头所说的前提就知道，洛甫的做法，是搬走了东哥下来的“台阶”。---此时，东哥别无选择。只能反击。

于是第二个关键点出现，即东哥七月二十三日的发言。

这个发言，同样也被后来的史学工作者有意无意地歪曲了。（比如俺所指出的，彭总的自述里关于东哥七月二十三日的发言几乎完全是错的。）----事实是，即使在洛甫如此尖锐的挑战面前，东哥在表达“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同时，依然仅仅是警告了这些反对者，他所划出的线是，“距右派只有五十公里了。”------正如周公之后安慰彭总所说的，在“反-反冒进”时，周公受到的警告是“距右派只有三十米”了-----显然，这个时候，东哥是在政治的高度对彭总和洛甫他们提出警告，而不是宣判。-----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聂帅当天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并主动向彭总提出要向组织检讨。----但此时，彭总，黄大将，周小舟，以及周惠，李锐等都在气头上，（证明就是第二天彭黄周都没去小组讨论，闷在房间生气。）----并没有接受这个最后的机会（但事实上也不可能接受这个机会，他们都是吃辣椒的湖南人啊,）---尤其不幸的是，冲动的周小舟强拉着周惠，李锐到彭总和黄大将的房间发泄，既说了出格的话，出门又碰到了公安部长罗瑞卿。

此后，东哥这边，自然是起了疑心，因为七月二十三日当晚，彭总他们就聚会到深夜，二十四日又请假，而彭总这边则是情绪很大，因为本来按照两次和秀才们的谈话，似乎东哥完全是坚定纠左的，但二十三日忽然的变调，让这些头脑单纯的政治参与者无法理解。----于是，这两种相冲突的情绪终于在七月二十六日爆发。-------彭总在暴怒之下，骂出了“在华北会议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不行？”这样性质极为恐怖的话，因为如果按照这句话推论，则首先可以说彭总上书是为了私怨，而非为了国家公事，其次，还可以说彭总早在延安时期（十五年前）就怀恨在心了。------而后来的林总，周公正是按照这个推论向赶来开会的中央委员们说明彭总上书的“主观动机”的。------------当然，现在的我们知道，这是彭总个人性格的一个情绪反应。----但可惜，政治斗争中没有心理分析师。------同样的，彭总的这句骂娘，既没有在他的自述里出现，或在他的传记里出现，大多数关于庐山会议的书里，都没有提到这一句，更别说深入分析这一句“骂娘”对庐山会议的影响了。

而在彭总吼出这一嗓子后，东哥完全被剥夺了任何退路。-------于是，之后的庐山会议就是如何落实彭总他们反党集团的罪名了。------这项工作最终是由洛甫的交待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所完成的。----在这个令人心碎的过程里，还穿插了周小舟和李锐的两个个人悲剧。-----但这些都是次一级的历史事实，俺就不用展开了。


同样的，所有关于洛甫的官方传记都没有提及他首先交待“斯大林晚年”这一重要的事实。---而恰恰是这个交待，使彭总他们和对死后的斯大林的赫秃子一样，成为了还活着的东哥的伍子胥。-------所以，洛甫在庐山会议里其实干了两件不知如何评价的事儿。------但反正，后来一味吹捧他的那些党史作家们都在他们的著作里做了裁剪。-----这同样也是容易理解的。----但在他们虚幻地拔高洛甫的同时，又一次地把庐山会议扁平化了，----同时，再一次把东哥的形象往DIABLO那儿推进了一步。

总之，在俺来说，且不论庐山会议的大背景，即“领袖的台阶”这一点是否正确，但如果实事求是地从这个前提出发，那么，彭总的脾气，洛甫的软弱和不择时机的掺和无疑踏破的这个前提，所以整个会议的平衡或者说会议的主流被彭总们和洛甫们于无意中打破了。-----而之后，在考虑到国际的大环境，国内的小环境以及当时的政治制度之后，东哥不得不反击，----但东哥的反击遭到了彭总倔强的反弹，-----于是，这两个强者的对抗不得不在“斯大林晚年”这个致命的“罪证”被揭发后得到了解脱。


在抓住这个主要的矛盾后，我们可以再浏览一些次级的矛盾，比如左派诸侯们的挑拨，比如胡服同志和林总对东哥的支持，再如周公此时无奈和悲哀，或者那些事后掌握了话语权的秀才们的慷慨激昂和他们自以为是的爱国情怀。

曲终人散之后，东哥像刚刚“化功”完毕的任我行，怀着隐痛走下庐山。为了那个他构筑并被绑架的制度，他强行把彭总们打成了“反党集团”，------但他清楚地知道，而且在之后的三年内痛苦地被证明，彭总们在庐山所要求的诉求是正确的。----------考虑到参与庐山会议的几乎包括了所有的TG高干，------所以，就在之后短短几年的惨痛的历史发展实际里，-----这些留着庐山会议记忆的高干们同样见证了东哥所看到的。-----------因此，彭总在七千人大会后的八万字上言书遭到了东哥分外的愤怒。--------的确，彭总的上书仅仅是为了澄清他个人名誉所受到的粗暴践踏（即“里通外国”）-------但此时的客观现实是，在跷跷板的另一端是东哥的威信，---------所以，彭总的上书注定没有结果，------然而却更深一步地加重了东哥的内伤。


至于庐山会议之后的中国和她苦难的人民，俺相信关于那段岁月的记忆，依然还保存在我们民族的思考之中，并不会消逝。------但这段历史的原因并不在于庐山会议这一个事件，而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的政治运作。-----所以，无法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解答，-----因为，这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曲终人散后，江上数峰青。”

正文部分的句号就在这里了。



那年庐山 （四十）写作心得报告


哈哈，按照俺的习惯，一般系列做完之后，都要来一个总结的。俺已经看到公鲨老和一沙鸥兄的批评了，但对于他们的批评，俺是非常欣慰的，因为这说明他们一直都跟着俺的帖子认真看下来，在这么长的连续剧结尾，他们要求一个精彩的高潮实际是对俺上面帖子平均质量的肯定，所以这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赞美。----俺对此窃喜不已。----至于结尾为什么有些出乎意料，且待俺慢慢说来吧。


首先要交待这个系列的主要参考书目，他们分别是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权延赤的《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以及马社香的《庐山与名人档案》，李锐的书是史料的基础，权延赤的书是俺思路的启发点，而马社香的新作是俺这个系列里某些八卦细节的来源。------至于其他的参考书，那就很多了，比如吴冷西，童小鹏，彭总，吴法宪，姚依林，薄一波等的回忆录，杨尚昆的日记，回忆，刘少奇年谱，毛泽东传，胡乔木传记，水静回忆录，李锐日记，李锐诗文选，张闻天传记，张闻天选集，周小舟，田家英等等的资料，-----而且网络时代的写作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时候，很多材料，只要稍稍花多一点时间，就可以看到较为详尽的介绍了。-----有些不明真相的同学认为俺党史很熟悉，其实这是假象，俺只不过不太喜欢信口吹牛，碰到问题多查GOOGLE和百度，而且多翻几页搜索结果罢了。----总之，只是手指动得勤快一点，呵呵，-----不过这里顺便向大家推荐一下权延赤的《周惠与庐山会议》，有些同学建议俺不要只看李锐一家，他们的建议自然是对的。但其实，权延赤的这本书是和周惠的儿媳合作写的，并采访过周惠本人，里面的内容非常翔实，------是研究庐山会议重要的材料。-------而且权延赤这本书写得很好，不仅思考有深度，而且书的内容的跨度和结构的布局都非常的用心，-----俺的这个系列其实是对他这本著作的致敬吧。

其次，再交待一下俺的写作过程。-----这个系列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架构，但实际的写作发展是超越了俺的计划的。-----事实上，俺在写这个系列的过程里，砍掉了很多东西。有些被砍掉的，本身是很有意思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但由于文章本身的结构原因，加上俺的偷懒，所以就跳过了很多。-----比如田家英，或者周小舟，都是很值得深入写一下的人。------但一则他们毕竟不是庐山会议的灵魂人物，二则，有一些故事未必需要深入下去。逝者的灵魂，尤其是这些在悲怆中离开的逝者的灵魂，应该得到安息。

另外一方面，有一些细节，其实比较重要，但俺只是点到为止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俺虽然关注这些细节，但俺只是从书本上读到，而不是实际调查，因此，没资格展开谈。另一方面，这些细节过于深入，或许也只得靠猜测，对于当事人而言，并不公平。---------这里举一个例子，据洛甫的交待，他和彭总在庐山之前就几次在中南海闲谈，谈到东哥整人比较厉害，“斯大林晚年”等等，庐山之上，他们二人也是往来密切。------其实这种关系是值得思索的，-----因为彭张二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亲密的工作关系，而两个人的性格爱好，也几乎没有交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俩人的闲谈会触及如此敏感的问题。

其三，再汇报一下结尾过于平淡的毛病。-------同学们可以注意到，俺写“回顾和评论”的三帖里，第一帖的开始部分是很有气势的。----但后来就像公鲨老说的，变得“吞吞吐吐”，而且结尾的总结也仅仅是重复了一遍早已给出的几个论点。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折呢？

其实原因是俺最近浏览了不少的帖子，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河里优秀的牛人，往往从一个点切入分析时都相当准确，但当他们企图从这个点展开并对一个事物的全体进行评论时，却显得勉强而迷失。--------尤其是很多帖子所描述的对象跨度非常大，内涵非常广，但作者往往轻易地给出一个大概仅仅可能在一个点上正确的结论，却很肯定地把结论覆盖对象整体了。

即如党史的研究，本应该是严肃的事儿，但似乎很多参与者都是抱着来茶馆的心情或者上角斗场的斗志来的，基本上，俺所看到的逻辑和连续性相对于八卦和勇气近乎晨星闪烁在无垠的夜空。--------太多的帖子，把党史变成一个简单的游戏，----恰如我们官方史书的解释论一样，永远是一个”筐”，最早是胡服同志，然后是林总，然后是四人帮，现在，很多事儿都扔到东哥这个”筐”里了。-----所以，党史的讨论有时候简直就是NBA一样，进攻方使劲把球往东哥”筐”里扔，而防守方则反之。----而且这样的游戏重复了太多，太多。-----似乎中国当代史只有东哥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又是导演，又是演员，还是保安。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想想的话，真实地历史进程怎么可能如此呢？ 事实上，真实地历史永远是多个因素综合的结果，----但正如我们熟知的，如果用手抛一个桔子接住，是人人都能干的活，但要是给你五六个桔子，不停地接住，扔起，那就是杂技演员了。------所以，对于我们业余爱好者而言，既没有那个时间去接住那么多“桔子”，更谈不上把他们扔起再接住了。-----这是一个事实，因故，俺首先要承认，以俺业余爱好者的水准，如果声言自己已经把握庐山会议的全貌，其实并非表现俺的学习成果，而只是俺的勇气罢了。-----所以，在意识到历史本身的“多因性”之后，俺痛感自己并没有可以对庐山会议大发感慨地资格，不如“述而不作”，免得“自欺欺人”。

再则，仅就庐山会议而言，从本质上讲，这个会议并不是一个转折点。 比如，有些说法是，这次会议破坏了党内民主，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庐山会议的决议是中央委员全体通过的。（包括了彭黄张周这些个被批判的中委）------虽然结果显得过于一致，但毕竟是投票的结果，是民主的结果。-----同样的，彭黄张周在庐山也不是仅仅被小部分人批判，而是被全部或至少绝大部分中央委员批判。-----因此，东哥对彭黄张周的批判，是在获得大多数中委同意的基础上开展的。------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说，这次会议是不民主的呢？-------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庐山会议批判的结果是错误的，但这不是因为做为会议进行过程里是否“民主”的问题，而是因为当时大的政治价构。后者是前提，而前者是后者这个大环境下决定的。有鉴于这一点，那么，俺在庐山会议这样一个单个的事件里，大谈政治架构和其他大背景，并不是一个符合文章规范的做法。-----至于把庐山会议简单地和后来的大灾难联系起来，同样是一个轻率的做法。------因为，大灾难所涉及的因素，绝对不是简单的“反右倾”和“大跃进”，而是有深层次的因素所在的。

于是，在考虑到这些因素后，俺觉得还是让这个系列以一个平淡的，俺可以把握的住的结尾收场吧，这样，至少这个系列保存了它的本分。因为它只是对庐山会议这个事件的描述，而并非是为了证明俺对后来历史进程某个观点。------假如俺保持这种“坦白从宽”的态度，显然更有利于享受在一种轻松地，超然的写作氛围，也让自己在以后再读一遍，不觉得口臭啊。。。

最后，歪诗一首押阵，哈哈，


《那年庐山》写后


雾罩云遮已半世，斑驳而今成旧闻。
敲鱼终日颂佛号，獭祭偶尔获真言。
帖成花树喜难禁，文未聚宝气不平。
拨弄以俟周郎顾，安知弦断第几声？





《那年庐山》整理之序：读史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38
《那年庐山》之（1---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39
《那年庐山》之（6---10）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2
《那年庐山》之（11---1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7
《那年庐山》之（16---20）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9
《那年庐山》之（21---2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53
《那年庐山》之（26---28）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73
《那年庐山》之（29---30）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74
《那年庐山》之（31---33）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78
《那年庐山》之（34---37）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87
]]>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87 susumayi@163.com(无双) Mon,02 Feb 2009 17:02:16 +0800 http://www.6summer.com/default.asp?id=87
那年庐山 （三十四）收场

八月十三日，庐山会议最后的结局开始。被定为“右倾反党集团”的各位开始做最后的检讨。该日上午，由胡服同志主持，洛甫第一个作检查。但洛甫这个人的确是很书生，即使在这样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还是不够变通，在承认了是“反党，反中央，反总路线，反毛泽东同志，”之后，下面具体交待他们的小组织活动时，又忍不住说出只是思想上相同，而没有具体的组织。---结果搞得与会大员听得很不高兴，认为洛甫的态度有问题，企图蒙混过关，纷纷起来“教育”他。----具体的言论俺就不罗列了，但建议喜欢党史的同学去看原文，非常精彩。发言的老革命家有：谭震林，陆定一，李富春，康生，曾希圣，彭真，刘宁一，钱俊瑞，张平化，宋任穷，陈正人，王鹤寿，谢富治，罗瑞卿等等，

    下午，周公主持，彭总做检讨。完了之后，周小舟接着发言，但没讲完就被打断。同样的，彭总的检讨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李井泉，康生，罗瑞卿，王任重，陈正人等狠狠地批判彭总的野心和反党，李富春、李先念、宋任穷等也站起来指责彭总检讨不深刻，没有触到痛处。为了消除作为军界代表的彭总影响，军内的空军司令刘亚楼也长篇批判了彭总。最后是罗大将总结发言，在狠批彭总后，罗大将还点出，周小舟虽然十二日向东哥交上“挑拨离间”，揭发秀才们的信，但今天却没有好好揭发彭总和洛甫，说明周小舟还是顽固不化。对彭总的批斗会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

    第二天，八月十四日，朱老总主持，检讨的主角是黄大将。检查自己和揭发彭总是他这篇发言的两个内容，而且更加侧重的是后者。------作为彭总多年的亲密战友，黄大将在压力之下，对彭总的揭发还是比较伤人的。具体内容请同学们自阅。黄大将检讨之后，对他批判的有陈伯达，和军内的几个代表。----李锐在此没有列出批判者名字，显然是有隐衷的。
对黄大将的批判从上午开到下午两点。之后，朱老总宣布散会。

    接下来是林总主持，（在庐山上的五大常委，除东哥外，各主持一场）有二十多位中央委员报名发言，李锐长篇列出谭震林的，还有苏振华上将的四条，其他大多数的发言都没有收入李锐的书里，这是比较可惜的事儿。

    但总之，到了八月十四日为止，彭总方的所有要角都低头认罪了。东哥此时还很愤怒，15日发了一个怒气冲冲的评语《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同一天，彭总和黄大将与上午再做检讨，下午，洛甫，周小舟再做检讨。

第二天，八月十六日，东哥在大会闭幕上作长篇讲话。-----这个场合，东哥的讲话依然保持大政治家的细致和大度。----这个讲话总的来说分几个部分，

第一，   是认定此次彭总和他的“集团”的罪名在于右倾反党。并从历史和阶级分析上对这个定罪作了说明。请强调发现这个右倾反党集团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意义。

第二，   用缓和的语调指出，“除了小舟，主要是彭、黄、张三位，对缺点错误有了认识。”因此，“不要把这些人看作没用的人，要看作是我们的同志，关系要搞好，要帮助他们。”------当然东哥的这段话，我们要结合上面所引的十五日的他的愤怒的评语去理解，而且，我们还要知道，东哥在号召“帮助”彭总的同时，是把彭总和高饶，王明等放在一起的。-----换言之，这种“帮助”并非是一种同志式的，而是教导主任对问题少年式的。----何况，庐山下来之后，迎接彭总和黄大将的，是军委扩大会议的批斗，迎接洛甫的，是外交部的批斗，迎接周小舟的，是新任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组织的批斗。-----这些批斗都不是和风细雨的“帮助”啊。

   最后的结论是：“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是一次胜利的会。林彪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两句话，避免了两个东西：第一，避免了大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

   在东哥讲话之后，中央全会还通过了四个决议和会议公报。在对外的公报里，没有提到“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这是应该的，撤掉国防部长是震动内外的大事，当然应该慢慢把消息传出。），同时，这个公报依然保持了“昂扬的斗志”，虽然“宣布放弃了原定1959年的过高指标，而公布了削减后的新指标。这也不过是承认了事实而已，因为不论你是否愿意削减，原定指标反正是无法完成了的。《公报）对此是这样说明的：“八届八中全会指出，调整后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它在两年时间里，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要求“完成、超额完成或者接近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在1962年完成的指标”。至于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公报》认为可以争取在10年左右基本实现。”

至于四个党内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是这次庐山会议本来的正题，即如何解决当前大跃进带来的经济问题。对此，该决议的中心思想是：“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决议公布了一系列显示大跃进成就的统计数字，公布了当年计划的调整指标，提出了“在两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的口号”，也就是继续大跃进。

另一个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是对彭总等的判决书，同时也是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这就赋予了之后遍及全国的“反右倾”活动的法理依据。

其他两个决议是针对彭黄张周的组织处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这两个决议并没有在当时公布。

总而言之，至此庐山会议的基本程序已经结束了。对于这个收场，东哥是满意的。用了“胜利的会”为结论，因为不仅与会全体中委一致通过上诉决议，（包括被打倒的这几位中委），同时彭黄张周也的确在最后都统统作了检讨，承认了加到他们头上的罪名。-----和那个矮个子的格鲁吉亚人根本不同，东哥喜欢这种“以理服人”的斗争形式，（如田家英所说，“喜欢让人做检讨”）-------但问题是，他是否真的把握了真理。举个例子，黄克诚大将的回忆，他的检讨是陶铸三次给他做工作才做通的-----而陶铸最后一次教育黄大将时，用的理由是，这么多高级干部都在这儿开了那么长的时间会，你们不检讨，他们肯定不通过，但这么耗着，国家大事谁去干啊？所以，你们应该早点检讨，何必再拖下去呢，-------俺觉得陶铸可以说是一个好的说客，但显然他并不是一个问题的解决者，而只是一个问题的掩盖者。-------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有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才能达成。而这一点，现实的发展很快就带来答案了。


那年庐山（三十五） 舞伴，手在肩上，还是腰上？

在东哥于八月十六日做完了八届八中全会的闭幕总结后，第二天，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调整和落实彭总等下台后的人事安排。之后，新任国家主席胡服同志做了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讲话：《无产阶级革命家怎样对待革命群众运动以及所谓“个人崇拜”问题》，这个发言的前半部分是对TG治国的一种较为特别的手段“群众运动”进行辩解和并进而把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提到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区别之点”。-------也就是说，胡服同志用这样一个新的切入点再一次论证了彭黄张周的错误在于没有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在此，我们且不论这个论证的基点是否牢固，仅仅从“出新”这个角度看（因为其他常委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对彭黄等人讨伐过），胡服同志的这个努力凸现了他作为当时中国No.2的特殊地位。----毕竟，他的言论还是要比其他的政治局常委要高出一点点的。

   而发言的后半部分，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胡服同志坦承了他在党内的起飞点。“….. 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那么妥当，我想我是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还在七大以前，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七大党章的时候，我们的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党里面要有领袖，要有领袖就要有威信。在那个时期彭德怀同志是反对在党章上写那一条的。”，接着，胡服同志进一步给出他的理论依据：“我想我是积极提高某些个人威信的，我现在还要搞。我现在还要搞小平同志、林彪同志的个人崇拜，以后我还会要搞。对彭德怀同志的威信，我也没有损伤过。如果说他去掉点个人野心，多有点马克思主义，我想我也可以替他搞点个人崇拜的。我这个人是搞这一行的，是犯这个“错误”吧！这不是为了对某一个人好，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好争选票。在革命队伍中间，个人威信跟党的威信、阶级威信是不可分离的。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是通过某些个人崇高的威信表现出来的，在威信这一点上，无产阶级长期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很长的一个时期，人家总是看不大起无产阶级，因此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一个党的、阶级的、革命的、人民的领袖非有不可，有了有很大的好处。”

当然，胡服同志发言的最重要部分在于：

“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对于以上胡服的发言，李锐如此评论：“刘少奇的这篇讲话，自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因此，也可以说，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作出了一次新的贡献。刘少奇后来的遭遇，使我不禁想起两句杜牧的文章：“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里，作为50年后的后来者，我们可以说上面李锐的评论是深刻的。-----但这个评论同时也是从“大处”着眼。-----而我们似乎可以考察的更细一点，-----即为什么胡服同志要在这个时刻，发表这样一个内容的发言呢？

    坦率地说，这个发言，从历史的逻辑出发，两个部分都是错的。-----比如“革命群众运动”，如果按照胡服的定义，则毫无疑问，东哥亲手发动的文革正是这样的“革命群众运动”------可胡服同志对此的态度是如何呢？------所以，可见只有在体会了作为“革命群众运动”的对象的滋味之后，才会真正了解“革命群众运动”的内涵所在。

     又如，“个人崇拜”和“领袖威信”事实上是一个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胡服同志不仅在此混为一谈，而且是有意识地浑水摸鱼，------显然，对东哥的“个人崇拜”和对“小平同志，林彪同志”的“个人崇拜”是不可能在同一水平的，也不可能是同一性质的。-----但胡服同志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之后，就可以自然地承认，“我这个人是搞这一行的。”--------我们可以好心地认为，胡服此处的发言是为了修补东哥在庐山会议受损的威信，但细品之下，却觉得胡服同志无意中给自己在历史的天平里称出了斤两。

-------也就是说，虽然按照东哥的说法，（从1959年起）20年以来，胡服同志是党内主持日常事务的第二人。但胡服同志作为东哥的舞伴，他的手不在东哥的腰上，而是搭在东哥肩上的。-----就像上面胡服同志自己说过的那样，作为东哥的老乡，他在整个TG革命史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东哥形象推广人的作用。而这个角色是否是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历史上，胡服同志有多次挣脱这个角色的机会，但是要么是他没有把握好，比如“和平建国”，“土改过左”等等，要么是他不幸踏错了东哥的舞步，比如“剥削有功”或“反冒进”等等。-----所以，一直到二十年后，胡服同志还是东哥的舞伴，而他的手还是搭在东哥的肩上。-------当然，所不同的是，1959年，胡服同志刚刚荣登国家主席。-----因此，庐山之上，在会议结束之际，他需要有一个较为新颖的讲话，-----或者说，较为“自己”的讲话，而属于胡服自己的，此刻又能符合形势的，就剩下上面两个话题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我们党史不熟悉的同学说明一点，请不要因为胡服同志在庐山的这个发言而把他的革命生涯简单化了。-----胡服的革命史是毫无疑问的贡献巨大，而且历经艰险的。-----俺上面的评述只是仅仅从胡服同志作为一个舞伴的角度展开，而完全不能概括他的全部革命生涯的。
    
    同样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对胡服同志的评价有两个倾向，一种是从改革开放的新思维倒推，把第二个“刘邓”组合的外延拉大，仿若胡服同志是改革开放的先驱一样。另一种，则完全把胡服同志涂抹成一个极左的僵化的党务工作者。似乎大跃进的失误，胡服应该挑大头。------其实这两种倾向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东哥和胡服是二十年的舞伴，而一直以来，胡服同志的手都搭在东哥的肩上，把住胡服同志腰的，是东哥绵软却有力的手。


那年庐山 （三十六） 后来

八月十八日，绵延47天的庐山会议终于落幕。前一天，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半个月之前还让专机往庐山送了六筐竹叶菜的周小舟，收到了庐山会议工作人员送来的两张三等船票。人生的转折有时就这样令人无法预知却如此残酷。在诸多中委和高干纷纷坐专列或飞机离去时，庐山会议的管理员在五十年后，依然记得周小舟怅然下山时的那张苦脸。（事实上，会议对周小舟的处理是对外保密的，但这张船票泄露了天机。----此外，一个值得提到的事实是，在庐山会议中段，警卫会议的江西地方部队被从北京来的部队替换了。）

    在下山前，洛甫又一次给东哥写了一封“服软”的信。表示和昨天“永远决绝”，“我衷心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东哥对此的反应是将信“印发各同志”，还拟题《洛甫同志八月十八日上午庐山临行赠言，给毛泽东》，并在批语中表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洛甫同志又一次率先发信，和东哥收信后“印发各同志”的作法都是这段历史几个生动的形象。

   9月9日，在北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后，彭总也写信给东哥：“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东哥对此感到满意，收到当日即作赞扬批示，通报全党。并说：“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事实上，无论彭总和洛甫，这两封信都不是他们的心里话。洛甫后来被贬为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62年还回到故乡上海浦东调查经济，文革间收到残酷迫害，后流放广东肇庆，江苏无锡等，期间对他毕生的理想进行深刻的思考，留下很多珍贵文稿。里面的内容和东哥的路线自然是大相径庭。-----而彭总回到北京后，迎来的是军委扩大会议对他和黄大将的暴风骤雨，之后，他申请搬出中南海永福堂。（不是被迫，而是彭总自己申请的），搬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后来就是自己种了一分试验田（该事迹后写入小学教科书），用实证来说明自己的错误，大跃进的浮夸。-----可见，彭总始终认为他在庐山的行为是对经济问题发表看法，而不是一场政治斗争。------之后，在东哥最难堪的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又上了八万字的意见书，认为：“我不是什么‘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蓄谋已久的篡党分子’，但是我犯有一定的错误。。。。”并对胡服同志说他：“彭德怀在庐山写信“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愤怒地驳斥到，“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加在我身上的这一丑恶罪名，引起我心情极大不满。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
对于“高饶联盟问题”，彭总详细叙述了他与高岗的往来，“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首先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如果说这就是‘高、彭联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联盟’，而作为一个当事者的我，是有点想不通。”

“七千人大会”后，许多人都平了反。当然，彭总的信使东哥大为不快。1962年8月5日，东哥在武汉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点了彭德怀，并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总之，1959年八月东哥在庐山取得的胜利，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他印发全党的，来自彭总，洛甫等的检讨书和服软信，最终只是一张文字。

然而，在庐山会议结束的当时，全国上下是因此掀起了“反右倾和继续大跃进”的高潮。----我们知道，庐山会议本是为“纠左”召开的，而且上山之初，各路诸侯里面做检讨的也不在少数，谭震林，王任重，吴芝圃，柯庆施，李井泉等等都作了检讨。------而可想而知的，当时大跃进的胡闹在广泛的基层应该早就怨声一片了。-----这些个诸侯如果是带着他们的检讨下山的话，恐怕面对那些对他们提意见的下属更加的底气不足了，-----但庆幸的是，东哥在庐山之上给这些诸侯们作了表率。既然东哥对彭黄张周这些“善意”的异议者都采取了打压的手段，这些诸侯们自然可以操起“反右倾”的大棒回他们的封国了。------一般的看法，1958年的大跃进的胡闹仅仅伤到了农民的“皮肉”，而1959年的继续跃进则彻底伤到农民们的“筋骨”。---------------另外一种看法就是1959年的反右倾，浪费了扭转经济形势的大好时机，白白失去了一整年的时间。

    但历史是冷酷的，这些在1959年反右倾时保住脸面的诸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时，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终审判决。吴芝圃，张仲良，舒同（1960年免职），曾希圣等等，被撤职。谭震林，李井泉，叶飞等在小组会上遭受众人批评，叶飞作了深刻自我检讨，声泪俱下。谭震林被“誉为”“我们党有史以来第一大官僚主义者，主席思想受干扰，主要受他影响。”李井泉被人写匿名信反应他的严重问题，在四川小组的会议上，他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说到动情处，也流下了眼泪，然而听众的反应还是一片声讨声，下面的干部就不让他过关，后来邓公到了小组，说四川的问题不是哪一级的责任，而是中央地方都有。才勉强给李解了围。

    至于东哥本人，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几乎退出一线的工作。虽然大跃进整个的失败并不在于他一人的责任，但在庐山之上，他对彭总的反击和压服无疑恶化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东哥而言，在下庐山之时，他手里揣着彭黄张周的检讨，无疑是志得意满的。他在八月十九日给秀才们写信，宣布：“….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战。”---------但可惜，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给了东哥一个冰冷而沉重的答案。------1961年，东哥就不得不宣布是年为“调查研究年”（这已经是庐山会议一年半之后了），-----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眼看着大跃进时踊跃的左派大将被部下的揭发戳的体无完肤之时，东哥才最后明白，他所受到的蒙蔽有多严重，换句话说，他的理想是依靠怎样的载体去实现的。

    但纵然东哥明白了庐山会议所讨论的经济问题上他的错误之后，(这一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中央的错误，首先是我负责)------对于庐山上对他骂娘的彭总个人，他无法低头。------尤其在七千人大会后，彭总的上书全盘推翻了他曾承认的加诸于他身上的罪名之后，东哥更加的愤怒。-------可让东哥感到虚弱的是，那一次的七千人大会，左派诸侯的落马在事实上已经印证了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的错误，因此，所有的高级干部们虽然嘴上不说，但他们自然还记得整个大跃进乃至庐山会议这个进程里东哥的作用和表现，-----现实很清楚地证明，彭总在庐山上写的信是对的。（这一点，胡服同志本人已经确认。）-----是以，东哥和胡服只能以“里通外国”和“高彭集团”这两个前者虚无缥缈，后者死无对证的罪名来维持对彭总的批判。-------坦率地说，这只是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罢了。-----而当一个领袖需要谎言作为武器时，那往往是他变得虚弱的开始。-----而对谎言的重复需要，则明显是上瘾的症状了。

    三年之后，彭总庐山罢官再一次成为一个政治操作的题材。在东哥和颜悦色地表态支持闲居的彭总去四川做三线建设总指挥的同时，他的夫人正繁忙地来往京沪之间，秘密地策划那篇著名的《海瑞罢官》。-------虽然毛彭之间的恩怨对于东哥发动文革的动机而言，几乎小的可以忽略，但看到东哥在七年之后，依然对彭总无法释怀，-----只能让我们断定，在东哥心中，其实清楚地知道，他并没有赢得一个真正的胜利。


那年庐山 （三十七） 回顾和评论 （之一）

当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早已告别东哥的理想而走上她自己的道路时，有很多历史，虽然仅仅发生在五十年前，但回首时，已恍若一梦。此刻，东哥的躯体还在中国的心脏的中心，日日起起落落。但他的肉身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所以被装饰在了共和国的表面，而他的理想和他不顾一切，向前迈进的气概都失去了曾经的威势和重量，留下的不过是一些飘飘忽忽的羽毛。

    历史是如此绝情地向前飞奔，或许因为她见过太多的欣喜和悲欢，太多的胜利和屈辱，太多的错误和掩饰，太多的自信与沧桑。----所以历史不得不超然，因为她无法承载太多个人的得失和成败，对于她而言，她有自己的生命，生活在一个超乎远大和深阔的空间。按照她的规律和周期，从容不迫地生长。涵盖万物，不舍昼夜。

    因此，从这样宏大的历史视角看去，庐山会议的风风雨雨，跌跌宕宕变得沉郁而悠远，在剥去了当时愤怒的指责声，尖利的批判声，凄婉的辩解声和呜咽的检讨声后，我们得以看到一些真正的筋骨和结构，一些横亘于历史，不变的主题。------就像真正爱一个人总会找到不同的表达方式一样，历史的规律和内在的结构同样在具体的历史事件里，通过直射，折射或衍射，变幻着地演示出来。

    下面的章节是俺勉强铺叙了庐山会议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后，所获得的一些小小的心得。恰如上面所说的，俺希望用一种较为超然的态度来勾勒出一些略为形而上的东西。

第一，“政企不分”

    庐山会议的起始是一个令人回味的事件。为什么？因为从大致的内容看，庐山会议所探讨的本应该是一个宏观经济发展的问题，换言之，这似乎更应该是周公和他的国务院行政系统的事儿。----但我们看到的是，庐山会议的主角和要角们是东哥和他麾下的各路诸侯。------这宣示了当时中国国家机构的一个大的问题，即“党政不分家”。----用更确切的表述，即东哥的职权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而这个问题，是一个发展阶段中一个时期的现象，所以，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纯粹的历史。-----但就事论事，当时的东哥，头衔应该是党主席，军委主席，而在国家机构里，东哥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职位。这一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当然，说到这儿，我们可以说，既然宪法规定，我国是我党领导的，那么作为党主席的东哥，他领导经济又有何不可呢?-------事实上，这个疑问恰恰是上面问题的一个展开，----即党的领导和国家行政行为的关系。--------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划分的问题，而是对于一个正常的国家行政行为标准而言，当时的TG，有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政党的几个特质：即她是一个纪律严明，以大部分成员来自农耕社会而进行工业化的，并怀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改造计划为目标的革命政党。------而上面的几个特质，在战争年代，成为TG胜利的基础，但到了发展经济的时候，这几个特质需要改善的一面聚集在一起发作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俺谨引用东哥在庐山会议开始阶段提出的十八个问题的第一个来给大家说明：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一个月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第3版）。去年我们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此书总结了苏联经验，但有缺点，如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之类。哪有那回事，革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1957年右派无一根枪，还要进攻）。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问读了没有？读了一点，读得不多，自己也没有读。……”。

东哥上面的话其实很清楚，他承认了，首先，当时一大批TG领导不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所以，他要求他的同事们读一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同时，他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他本人其实连这本教科书也没有读。

后来到七月二十三日，东哥讲话里说到：“。。。我也是个没有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 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事实上，在一九五九年的岁末，东哥还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历时两个月。

俺之所以要引这些材料，其实只是顺便给大家说明，固然，东哥对经济学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在庐山会议之前，他还没有读完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大跃进的起源之一是东哥反反冒进的结果。-----俺认为东哥对大跃进要负的一个大的责任就是，他不仅发动，还亲自领导，组织了这个大跃进。假如，他仅仅是给出目标，而让周公，陈云负责具体的实施的话，这一场席卷中国的浪潮本不会如此场面喧哗而下场惨痛的。-------因此，回过头来，这还是一个“政企不分”的问题。

而这个矛盾，因为东哥本人经济学素养的稀薄，和他敢于任事的气魄变得更加的尖锐。----1957年，东哥收到他回家探亲的警卫员带回来的一个窝窝头，因为极其难吃，而让他伤心落泪，慨叹这就是种田人吃的粮食。并因此动心研究如何更快发展经济。----但想不到的是，历史的后续发展告诉我们，三年之后，无数农民连这样的窝头都吃不上了。

说到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备战经济”的话题。----俺觉得这个视点未尝不是观察前三十年中国经济的一个好视角，但探讨“备战”这个因素对中国当时经济影响的比率多少却是一个要害。俺举一个小的例子，聂力中将的书《山高水长》中提到，“五院搞导弹，航天技术，1982年的时候，算了一笔帐，从1956年建院开始到1982年，26年研究导弹，火箭花的钱，还没有宝钢一期工程投资额多。”

“文革前，有一次聂帅碰到陈云同志，陈云问到：“听有的同志讲，你们搞两弹，花钱太多，你说说到底花了多少啊？”
聂帅把大致数目告诉陈云，陈云说：“想不到才花了这么些钱，搞两弹是值得的。”

与此相较，据姚依林的口述，大跃进期间，国家的收入少了几百个亿，一直到1966年，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还低于1957年。

所以很多无声的事实其实铿锵有力。

但在此，俺并非追究东哥个人的责任，庐山会议的前因是一个复杂的国家行政行为如何组织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来自于历史的承接，来自于中国当时的具体经济发展现状和公务员队伍的平均素质，来自于海内外的政治形势，因此，这是一个大的，远非以俺寥寥的知识储备可以概括的问题。但这个观察的角度，俺觉得是值得向诸位推荐的。

----------------八卦的分割线---------------

1，1961年9月17日，周公参加完第二次庐山会议下山来到江西南昌。江西省委设宴招待。席间没有山珍海味，最好的也只是粉蒸肉。因为时值困难时期。-----酒酣之际，周公招呼时任江西省长刘俊秀，举杯自干以感谢江西对中央的支持，在那个困难时期，江西每年支援国家12亿斤粮食，在当时的中国，这意味着什么，就不必多说了。----为了答礼，刘俊秀自然要敬总理一杯，-------

“周公却说到：
"俊秀同志，一杯不够，你要敬我，那就敬三杯，咱们连干三杯。"

　　刘俊秀一怔，随即更兴奋了："好，我敬总理三杯！"

　　"慢着，"总理那边已经又发话了，用人们熟悉的手势阻止刘俊秀马上喝，仍然是一副神秘的笑容："这三杯酒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刘俊秀不放酒杯问。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要你3亿斤粮好不好？"

　　"总理啊，"刘俊秀苦着脸放下了酒杯，那神情像作亿苦报告似地："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伯有些困难啊……"

　　谭震林站起来助兴："老刘啊，总理34年没来南昌了，来一次这么高兴，看你们形势好么，要3亿斤粮你就心疼舍不得了？"

　　罗瑞卿也站起来鼓劲："老刘，你既然敬总理那就真拿出点敬意么；敬三杯23亿斤就3亿斤！"

　　总理摆手不叫逼这位省委书记，身体稍向前一倾，算帐先生似地："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然有困难，还是承受得起的。"

　　"总理是8亿人民的总当家，总理的心情我也理解。"刘俊秀点点头，重新端起酒杯："可以，3杯就3杯，3亿斤就3亿斤，就按总理的意见办。干！"

　　"谢谢江西的同志们。"周恩来兴奋地举杯："干！"

　　就这样，总理连干3杯，要来3亿斤外调粮。

                                           引自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俺少年时读到这段，总为总理在杯盏交错间，轻松搞定国家大事的风度而折服。但现在看这一段，却读出了身为一国总理，手中无粮的痛苦和苍凉。-------在“三年自然灾害”严重之际，武汉市全市断粮，情急之下，市委书记下令把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强行扣押。同样在此时期，由于全国各大城市出现普遍的断粮情况，周公不得不组织几列火车，装满粮食，随时待命，哪里缺粮，就开往那里。-------当一个大国的总理，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口粮窘迫到了这个地步时，-------吃腻了山珍海味的年饭的俺，于此刻，深深地感到我们国家的进步和那时总理瘦削的身影的单薄。--------当然，如果不嫌俺粗鲁的话，-----俺也深深叹服那些对于过去年代的看似令人激动实质并非如此的“理论”和神话如此留恋的同学们的痴情。




《那年庐山》整理之序：读史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38
《那年庐山》之（1---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39
《那年庐山》之（6---10）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2
《那年庐山》之（11---1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7
《那年庐山》之（16---20）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9
《那年庐山》之（21---2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53
《那年庐山》之（26---28）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73
《那年庐山》之（29---30）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74
《那年庐山》之（31---33）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78]]>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78 susumayi@163.com(无双) Sun,18 Jan 2009 15:43:44 +0800 http://www.6summer.com/default.asp?id=78
那年庐山 （三十一）李锐的庐山会议 （上）

在一个可以扭转历史走向的大事件里，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可以把握整个事件。而更多的人，只能依赖或者听凭自己性格的召唤，------当然，有一些人会希冀，自己的聪明可能也会有所帮助，但事实上，这样的“希冀”本身，就是他们的性格，也因此，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在庐山会议从对大跃进的工作得失之辩转为一场政治斗争之后，李锐刚刚忽然璀璨的人生同样突然地跳水，在上庐山之前，他是水电总局局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委成员，东哥的兼职秘书，在庐山会议之后，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所以庐山会议的倒霉者里面，李锐无疑是最惨的一个。

    但这个跳水，却并非全然他人原因，而一大部分是庐山会议期间李锐自己给东哥写信的结果。----在开始这个故事之前，先简要回顾一下李锐的历史。李锐是东哥湖南老乡，但比东哥小了二十四岁。生于1917年。他的父亲是老同盟会员。李锐本人和黄兴的遗腹子黄乃是世交好友。----1937年，李锐毕业于武汉大学机械系，在民国时代，这个学历充分证明他的能力。此后，弱冠之年的李锐投身革命，从事学生运动工作。1940年至1945年在延安，任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他此时的上级，就是胡乔木)，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期间，在整风运动中被错误地抓起来关了一年牢。抗战胜利后，1945年至1948年任冀热辽日报社社长。此后，1948年至1949年任高岗政治秘书、陈云政治秘书。建国后，跟随黄克诚大将南下，回湖南老家，干回新闻老本行，任新湖南日报社、湖南日报社社长，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后，离开宣传，进入工业领域，上京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1955年10月至 1958年2月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党组委员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1958年8月至1959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58年1月后任东哥兼职秘书。

    我们可以注意到，1958年8月，李锐从部长助理，升到了副部长，而且当时的水利电力部是两个部（水利部和电力部）合并的，所以副部长的职位应该比较“紧俏”，但刚过不惑之年的李锐却被提升了。这中间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李锐这时是东哥非常欣赏的秀才，是东哥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亲自任命的兼职秘书。----而这个任命的缘由就是当时已经筹备了多年并有动议上马的三峡工程。------当时南宁会议，东哥正严厉地开始反“反冒进”，当面批评了周公，以及陈云等，所以，整个政治形势正是在“大跃进”的前奏。这个情况下，比李锐年长六岁的老革命，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三峡工程的坚定倡导者林一山再一次地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三峡工程上马提议，-----而我们知道，在之前的1956年，东哥就写下著名的“更立西江石壁，高峡出平湖”的诗句，本来如此激动人心，改天换地的大工程，是很让东哥动心的。------但就在南宁会议上，林一山和李锐作为三峡工程马上开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东哥和其他TG巨头面前当面汇报，------结果，李锐的意见被东哥采纳，三峡工程的建设立项被延后了。----这个过程是非常精彩的，俺就不在此赘述，-----但必须指出，李锐这一次对国家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考虑到当时的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三峡工程这样的巨型高难度水利枢纽工程可以缓建，最低程度避免了一个巨大的浪费。

    而对于东哥而言，林一山的汇报花了两个半小时，之后的书面汇报长达两万字，李锐的汇报耗时仅半小时，之后的书面汇报只有八千字，而其中只是部分讲到了三峡问题，但已经把要点说清楚了。（东哥事后点评林，李二人的文章，甚至如此挖苦林一山，“谁要是想睡好觉，听林一山讲一顿。”）-----因此李锐的分析概括能力和文笔都给东哥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指着李锐对其他巨头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这样的秀才”，（这个意见还被列入该次南宁会议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并指定李锐作他的兼职秘书。

    此后，在大跃进期间，兼职秘书李锐曾三次给东哥写信，第一次是反映柯庆施的华东年产钢600万吨问题很大，因为电力供应无法满足。但这封信寄上时间在东哥兴致勃勃开北戴河会议（1958年8月），决定钢产量翻一番，实行全民大炼钢铁之前，-----这样泼冷水的信，遭到“留中不发”的冷遇。

    接着，1959年初春，当时大炼钢铁的错误已经初步显现了，李锐再次写信，建议必须下降钢产量指标，并落实，以免影响整个工业生产全局。------这个时候，东哥的头脑也开始清醒，因此很喜欢李锐这封信，1959年3月上海会议，东哥专门叫李锐来谈话，并风趣地说李锐只给他“骨头”吃，不给些“肉”吃，（意思是李锐的信，太简明，只有结论，相关论据，材料太少----当然，对于信的提议，显然东哥是欣赏的）

    受此鼓励，李锐马上又写了第三封信给东哥。信中提到“去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史注：即大跃进中的“敢想敢干”）带来的某些负作用”。实际上，就是私下建议东哥注意在大跃进中的心态。比如注意“藐视战略困难和重视战术困难”的关系等等。
而东哥的反应是在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当着全体中央委员，大大夸奖了李锐，原话是：
“…我要找几个通讯员，名曰秘书，从三委（计，经，建委）二部（冶金，机械）找，一部一人，人由我自己找，找那些有一点马列主义的，脑筋灵活一点的人，借此同你们唱对台戏。然后再逐步增加，找几个部的。前面乌龟爬上路，后面乌龟照路爬。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你们反对得了吗？我找了个李锐，在长江水利上和林一山是唱反调的，他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人算是好人，有点头脑，就是胆小，给我的信先给了李富春看，怕你的顶头上司，不怕我；我这里不是正统，是插野鸡毛的。”
讲到这里，东哥大声地问：“李锐来了吗？”------李锐还不是中央委员，所以坐在会场最后一排，（算是列席吧），听到召唤，只好应声站了起来。东哥说：“你在后面干什么？你坐到前头来嘛！你写的东西有“骨头”没有“肉”，你给我点“肉”吃嘛！你给我写了三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很感谢你，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就在此次上海会议，东哥很愤怒地批评彭总，“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两个人斗……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了，也是为了挽救你。”

    可见当时东哥脾气很大，（俺上面引得东哥表扬李锐的话里，同样可以听出东哥对其他同事的怨气），----但在这怨言和气话中，东哥特地当众表扬了李锐，这一下子让李锐成了当时TG高干的关注和议论对象。----甚至有人对他开玩笑说：“你真是红得发紫了。”

    因此，恰恰是因为上面的因缘，李锐才得以参加后来的庐山会议（因为本来他并没有这个资格），而李锐本人当时在同僚羡慕和嫉妒的眼神里，是否略有飘飘然之感，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那年庐山 （三十二）李锐的庐山会议 （中）

上了庐山之后，李锐和他的老朋友们，如周小舟，田家英，胡乔木等过往甚密。-----诚然，他们几个都算是很早看到“大跃进”的失误并向东哥提出意见的。------而且此刻，东哥对他们很有好感------当然，另一方面，他们毕竟人微言轻，在小组会上，还无法和各省的诸侯们抗衡。

    出于比较浅薄的政治经验和过于急切的爱国热情，周小舟动员了彭总给东哥写信。（这是李锐在一九八零年十月三十日在当时中央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的小组发言），之后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
七月二十三日东哥悲愤地说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之后，庐山会议发生了转折，当晚，周小舟对东哥的这个大拐弯气愤难平，硬拉着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和彭总的住所（黄大将事先曾阻止周小舟来，但小舟坚持要去，黄大将只好同意），-----谈话时说了最让人忌讳的“斯大林晚年”，谈话后出来又碰到了罗瑞卿大将。----所以此后的小组会上，当晚他们到彭总住所的聚会被多次追问。二十六日之后，形势更加严峻，东哥发出了“对事，也要对人”，彭总发出了“操你二十天”----此时庐山的形势已经是一面倒，东哥下定了决心，并下令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解决）彭总等的“右倾”和“野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哥于三十日召见黄大将，周小舟，周惠，李锐。---而召见前，李锐特地和“二周”商定，七月二十三日晚的议论，他们三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提了。-----在谈完这个“攻守同盟”后，三人才去见的东哥。---------这是李锐在庐山上犯下的第一个可以原谅，并可以理解的大错误。

    同时，在三十日前，李锐的内线，田家英已经给他传出消息“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李锐通知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他，问过总理，没有李锐的名字；”

    而另一方面，为了消除毛泽东的疑虑，田家英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李锐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23号夜晚的猜疑，即“右倾活动”。胡乔木大概是考虑到毛泽东原来对李锐的好感，（请参考前一章），于是，在三十日被东哥召见之后，李锐下定决心，给东哥写了一封信，用书面形式确认了他对东哥的撒谎。-----------当然，李锐的用心自然是在知道自己没有被列入反党集团后，为了帮助他的朋友们，（因为他知道周小舟他们的语言虽然犯忌，但的确没有刻意反对东哥的政治意图。）--------------但李锐的这个举动显然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当时泰山压顶的情势下，东哥会被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他小小的一封自述消除疑心。----而这个前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不仅如此，李锐还在书面对东哥撒谎之后，用赌咒发誓的做法来“保证”自己信的可信度。他信的原文是：“………听了主席23日讲话后，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晚上到小舟、周惠处扯谈，周小舟也很紧张，想去找黄老谈谈。电话约后，三人就一起去了。谈了下我们的心情，黄老要我们不要紧张，有错误老老实实检查好了。说彭总的信一细看，问题很多。周惠又谈了一些湖南粮食等情况。临走时，彭总进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房中没有多余的凳子）。彭总讲了一下他写信的过程。没谈几句，我们就走了。（出来时在山坡上望见罗瑞卿同志，小舟二人过去打招呼，我从另一条路回我的住处——说明这一细节，是听说有小组追问这件事。）

　　我同小舟是在湖南工作熟识的，平常能在一起扯谈。同周惠在延安中央青委就认识。这次开会，三人原都在中南小组，对于这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将一些问题和缺点摆清楚，对于所谓压力问题的感触，气味是相投的。

　　情况就是如此。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所以后来李锐被开除一切职务和党籍，被称为庐山会议受处分最重的那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为他在东哥时代政治生命的棺材敲上最后一颗铁钉的，正是李锐本人。
    
     以历史的逻辑，以政治的规律衡量，李锐的这一举动和因之召来的后果是很公平，很自然的。李锐本人对此事的回忆是：“30日晚上，反复考虑之后，接受胡乔木的意见，向毛泽东写了下面这封信。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他的相信。现在回忆，仍觉得是终生恨事。”

    但作为后来者，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指出，李锐的这封信是在知道自己已经不在反党集团名单里的前提下，明知可以置身事外，仍然不惜以自己前途为赌注，救朋友一把的。-----这种行径，固然在政治斗争中是一种幼稚，但是在朋友道义和个人品格上，我们是否会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一个朋友呢？

    -------然而李锐的错误还没有完，在八月九日，洛甫第一个泄漏了他和彭总之间议论东哥“斯大林晚年”之后，八月十日，黄大将在压力之下，爆出了七月二十三日晚的“斯大林晚年”，这对李锐而言，就是一声丧钟，而且是彻底的丧钟，在这个炸弹爆了之后，李锐在庐山之上成了一个企图蒙骗东哥的撒谎者，他不仅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还丧失了在他人眼里的信誉和人格。这么沉重的打击之下，李锐也乱了阵脚，但他在压力重重和心乱如麻之下，还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因为庐山会议前期，背后议论东哥的，除了已经被揪出的这几位外，还有一些东哥身边的秀才们，比如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等等。而目前的斗争形势下，如果继续深入，则会触及到这些人，而那样的局面如果形成的话，显然，对东哥的威信不是好事。“于是我就先单独同薄一波谈出我的想法：“祸”是我闯的，一切由我承当，我作交代、作检讨，但人事关系只能到周小舟、周惠、黄克诚为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无可隐讳，决不能再扯宽了。薄一波很同意我的想法，要我“先发制人”。我随即写篇自我揭发的检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八月十一日，李锐在大会检讨，“题目为《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内容主要是在山上同二周之间交换过的各种意见，直到23日夜晚的活动：“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30日夜晚写的信，“还欺骗主席，说是用我的政治生命担保写的”；由于思想、立场相同，有反党活动，同黄、周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陷入这军事惧乐部的一员”。同主席的两次谈话，小舟早已同别人并在第五组谈过，为了避免引起诸如此类的误会：难道是主席鼓励你们鸣放吗？我是这样写的：“主席了解到我们这种不正常的情绪之后，便鼓励我们发言，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将自己的牛鬼蛇神放出来，公之于众。”这也算是我当时的一点“苦心”吧。从延安起，就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说实在的，我对毛主席一直是极其崇敬的，至少有一本《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为证（此书写于1952年，有英、日等外文译本，为国际公认研究毛泽东早年的必备书）。现在也没有失去这根本一面，这有《龙胆紫集》为证（这是秦城监狱中8年作的旧诗词，《庐山吟》等即引自此集）。只是不能一切盲从，遇事保持自己的一点独立思考而已。为了“主客观”的一致，我一开始就写道：“在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我同周小舟、周惠同志结合一起，想把会议的方向导致多谈缺点，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并对绝大多数贯彻总路线的‘左派’同志进行责难，因此散播会议有压力，有不能畅所欲言的空气。”

---------这是李锐在庐山的第三次撒谎了，而这个谎言的受害者是当时死不承认自己是反党集团的周小舟和周惠，------虽然二周一直不认罪，但李锐的这个检讨和“自我揭发”，为了保护田家英等，把所有的过火言论都揽到自己头上，可不应该的是，他也分给了二周一份。（因为当时会议其他高干已经认定李锐和二周是一伙的，所以李锐也必须这样讲。），换句话说，李锐的检讨成了控诉二周的罪证。------对于本来就受到重重压力的二周来说，李锐此举无异于叛变和诬陷。-----为此，二周当时曾在自己房间用很多带直系女性亲属所有格的形容词大骂李锐。

------------不过李锐的这第三次撒谎，在政治上，的确比前两次进步了。--------他的考虑在政治上是有道理的。---------------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李锐的好心并没有得到他的期望，-----他的谎言最后还是被揭穿了。-------这一次揭穿他的，是在庐山一直情绪激动的湖南第一书记周小舟。


（三十三）李锐的庐山会议（下）

庐山的几个悲情人物里，周小舟是最痛苦的一个。

   会议前期，作为东哥青眼有加的前秘书，身为“白旗”省，却借粮给两个“红旗”省的省委书记，周小舟扬眉吐气，意气风发。而七月二十三日后的风云突变，使周小舟从会议前期的聚光人物一跃成为问题人物。-----而且，让周小舟痛心和内疚的是，在本次会议上，他既是那个怂恿彭总写信的人，又是那个七月二十三日硬拉着大家去彭总住处谈话的人，这两件事，虽然他的本意并无大错，但在那个形势下造成的可怕后果，无疑让目睹彭总等被会议聚众批斗的周小舟心里压力重大。而且，在周小舟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布尔什维克心里，他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就算是他提到了东哥有“斯大林晚年”危险，这也是一种为了党的利益提出的建议，----而这个提建议的权力是党内民主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对于周小舟而言，他无法接受加诸于其身的罪名。

    况且，在此次庐山上的几个要角里面，湖南人的脾气是会议冲突激化的重要因素，湖南人的硬气却是会议激烈冲突下，人格尊严的一道闪光。------周小舟在七月二十三日后，得知自己要被划入反党集团，也曾有人暗示他检讨，骂彭总过关，但周小舟一直坚持自己的良心，认为彭总上书本是他怂恿的结果，又怎能忍心对彭总落井下石呢？-----但另一方面，周小舟为另一些会议前期他的“同志们”的表现伤心。----他曾和周惠说：“上山前后，那些个秀才一个比一个敏锐，正确，慷慨。我们知道多少？虽然乱传消息，多数还不是听他们传来的？我们提意见，放了炮，他们鼓掌喝彩，现在风向一变，他们脸孔也全变了，批判指责，慷慨激昂，他们，他们。。。。夜里真的能睡着觉？”

    因此，在这样双重的压力下，周小舟极为伤心，而李锐的那封检讨一出来，在承认自己反党小集团的同时把二周也拉进去，简直就是在周小舟和周惠的伤疤上撒了一片盐。-----周小舟顿足大骂同时，立即给东哥打电话，要说明事实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些秀才们对东哥的背后议论。-----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东哥最喜欢的秘书，田家英对李锐说过的话。按照李锐的回忆是：“他（田家英）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而东哥在接到周小舟电话后，同意于八月十二日晚接见。

-------值得指出的是，东哥此次在庐山对周小舟可谓“仁至义尽”，就是在七月三十日约见后，东哥特地把《邱迟与陈伯之书》送给周小舟，这篇南北朝期间著名的招降文章的寓意是不言而喻的。----但周小舟拒绝了东哥的好意，事实上，也伤了东哥的心。

    八月十二日晚，在东哥接见的时候，周小舟当然畅所欲言，把几个秀才的背后议论统统向东哥交待清楚。回到住处时，已是清晨。------周惠问他
“怎么样？”
“很好。”周小舟用力地点点头，并说，“谈得高兴，这一次交了心”。

    随即，美庐送来一纸条，东哥亲笔：“昨夜谈之甚畅，望即写来送我。”，周惠注意到，“畅”字原作“好”字。--------周小舟见此纸条，喜形于色，-------回头马上进房间给东哥写信了。------到半夜三点，写完初稿，出来后，拿稿子给同屋的湖南省委副书记李瑞山，让他帮忙看看，是否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李瑞山很坚定地拒绝了，他显然知道在当下环境里，有一些事情是绝对不可以掺和的。-----周小舟又找周惠，周惠说：“你写了就行了，我就不看了。”-----但周小舟此时动了感情，说：“周惠，求你了，帮忙斟酌一下文字，把把关。”-----此时，对于周小舟而言，他肯定认为是自己命运的最后一个解救的机会了。-----而对此，周惠无法拒绝。--------于是，他在周小舟的原稿上改了九处。---------日后，在湖南省批斗周惠和周小舟合谋反党时，这个稿子成了铁证。 （以上内容引自权延赤《周惠与庐山会议》）

    写完了信，叫秘书誊写一遍给东哥送去。坚持了五六十个小时没睡的周小舟终于支撑不住了，吃了六颗安眠药后，他沉沉睡去。

    上午九时，周小舟的信已经被印发全体与会者，秘书面无血色地把印发的信件交给周惠，失魂落魄道：“怎么办，周书记，要不要告诉周小舟同志？”

    周惠往印发的信件上一看，赫然印着刚刚还给周小舟“昨夜谈之甚畅，望即写来送我”纸条的东哥对送上来的信写的批示：“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

   “告不告周？他刚吃了安眠药睡下，…..”秘书惴惴不安地问。

  “这还用问？”周惠大声道“天大的事，快叫醒他！”

   迷迷糊糊地被叫醒的周小舟在茫然中看到这个评语。-------顿时怔住，好久之后，才发出喃喃一声，-------“怎么会这样？”   （以上内容引自权延赤《周惠与庐山会议》 略有删节）

-------毫无疑问，周小舟这一次彻底被东哥“玩”了一次。在分化之后，彭总的阵营完全瓦解，但对于东哥而言，他依然要知道所有的真相，想数清楚有多少人在他的背后射过冷箭。-----------当周小舟要求来报告的时候，东哥的心里是双重的失望，首先，周小舟来谈并没有接受东哥给他的罪名，依然嘴硬。其次，周小舟的揭发让东哥知道了，他身边的亲信秀才们在背后是如何议论他的。这里需要补充的一个细节是，据权延赤引东哥卫士的回忆，在八月初，田家英曾经痛哭流涕地到东哥那里检讨了一次。但我们不知道，田家英的检讨是否已经包含了周小舟揭发的内容。--------但总而言之，对于东哥而言，他又一次地领会了政治生活的残酷。有时候，俺不禁猜想，为什么在后来的文革里，东哥不得不依靠他的老婆，孩子，侄子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也许，正是因为他所遭受的背叛实在是太多了吧。------田家英如是，面前的周小舟又何尝不是呢？

------但在一地鸡毛之后，东哥清醒地，或者坚忍地履行了一个政治家必须的义务。-----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一次政治斗争里把所有的秀才都剔除出团队，------那么，既然不能剔除他们，至少东哥需要提醒这些自作聪明的家伙们。------于是，东哥把周小舟的信印发全体与会者，-----一方面，是警告这些秀才们，你们背后议论东哥的话，其实组织上都知道。另一方面，他把周小舟的揭发印出来，使其他的与会者很清楚地看到，这些个秀才们其实都是事到临头各自飞的家伙，并不值得信任。----最后，他加上的评语等于是告诉这些被揭发者，虽然你们的闲言碎语我都清楚，但这一次，我饶了你们。--------------以政治的手段而论，再没有比这更有效率的手腕了。-------以至于我们作为后人回顾这段历史时，不禁感叹背后插着无数冷箭的东哥身影的伟岸。

周小舟在此之后，在精神上，可以说完全地垮掉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曾经的东哥秘书在这一天，于广州被残酷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



《那年庐山》整理之序：读史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38
《那年庐山》之（1---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39
《那年庐山》之（6---10）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2
《那年庐山》之（11---1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7
《那年庐山》之（16---20）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9
《那年庐山》之（21---2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53
《那年庐山》之（26---28）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73
《那年庐山》之（29---30）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74
]]>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74 susumayi@163.com(无双) Tue,06 Jan 2009 19:22:32 +0800 http://www.6summer.com/default.asp?id=74
那年庐山 （二十九）崩溃

在洛甫交待了“斯大林晚年”问题之后，批斗者们如获至宝。并开始顺藤摸瓜。八月十日，在洛甫陷落后的第二天，（------想必八月九日的夜晚，对于很多庐山之上的高干们而言，是一个燥热的夏夜吧。）黄克诚大将在他的小组内被一再追逼，正在乌云滚滚之际，突然看见李锐被罗瑞卿大将“押着”走进会场，李锐是在第四组被批斗的，不是黄克诚所在的第五组，因此，联系到前一天洛甫的“交待”，黄克诚马上产生这样的错觉：李锐一定也和盘托出了。------于是，黄克诚只好交待了以下几点：
（1）东哥在上海会议讲话后，彭总给他说过：“主席要挂帅，难道过去不是他挂帅吗？”但说，彭总没有讲“犯了错误不认帐”这句话。
（2）彭总给他讲过“集体领导问题”但没有讲“常委会都是主席一个讲话”。
（3）彭总过去曾给他谈过：“主席说要下毛毛雨，但给送去文件又不看。”
（4）彭总没有同他说过，‘左’的错误”，只说去年搞大了，快了，急了，可能出匈牙利事件的话，说不清是彭谈的，还是自己讲的。
（5）彭总给他说过，“各省都给主席盖房子”的话。黄克诚说，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总没有同我谈过，别的同志说过。于是立即被追问：“是谁？”黄克诚说：“李锐。在23日讲话后那天晚上，他们三人来我处时，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相比。’”

--------到此，继洛甫之后，又一次对东哥以“斯大林晚年”为罪名的攻击被证实。会场顿时哗然：“居然把毛主席比作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而李锐当时被罗瑞卿大将带过来和黄大将对质，是为了高岗的事儿，想不到黄大将把七月二十三日夜会的爆炸性内容给交待出来，并指明是李锐说的“斯大林晚年”，当然就像被一个炸雷击中。------不过，李锐后来回忆是：“我虽没有精神准备，但由于多日来已惊心动魄惯了，算是沉住了气，就一五一十将23日夜的情况讲了一遍。特别强调了黄如何批评我们，认为我们情绪不对头，有错误就应当好好检讨，“斯大林晚年”这句话却不是我说的。（“一手遮天”这4个字我仍没有交代出来，大家也都忘记了）我说我并不想逃避责任。黄克诚没有记错。肯定是我们三人中有人说了。”

　　就像一个魔咒一样，“斯大林晚年”这个火炬从洛甫传到了黄大将，又从黄大将传给了李锐，下一个接手的是----------------李锐讲完之后，陈正人马上到周小舟所在组，问周小舟：“黄克诚已交代，你们3个人23日晚上谈了现在是“斯大林晚年”，反右会出乱子，你说了没有？”小舟答：“我说了。我心地坦然，假如把我搞成反党集团的成员，肯定是个错误。”李富春、廖鲁言都问：“斯大林晚年。，晚年是指什么？小舟说：“这次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反“左”到反右。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陈正人随即回来，说周小舟承认了，这话是周讲的。这时，薄一波为李锐解了个围：“李锐的问题，由我们组织工交几个部的同志来解决。”

　　在这里，俺再引一个例子说明“斯大林晚年”这个罪名是如何可怕，-------“在黄克诚和李锐作交代时，小组会上不断对他们批判和揭发。罗瑞卿疾言厉色地讲了一大段话 ：“你们是不是把彭德怀、黄克诚同志那里变成了反党司令部，变成搞阴谋活动的地方？毛泽东同志讲过：“苏联鞭死尸（指斯大林问题），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黄克诚同志，你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你们究竟要搞什么鬼？你们不是正人君子、一贯正确吗？周小舟刚才在那个小组会上讲，他们在你家里议论过现在像斯大林晚年，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可是他还骗我们说，他虽然说毛泽东同志是晚年斯大林，他还是爱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我顶他：你说这些话，脸都不红一红吗？像你这样的拥护者，如果多了几个，那还得了！克诚同志，你说你给他们泼冷水，这就是你的正确吗？是不是说他们：你们别把我这司令部暴露了。你的党性哪里去了？周小舟刚才讲，承认他们分裂党，周惠承认他们订了攻守同盟（24日或25日订的）。李锐你们几个要到毛泽东同志那里去，是不是要一逼宫”？有人说，李锐的尾巴有1万公尺长，我看至少有15000公尺。以前我对你印象好，但感到你有一股气味“逼人”。那么骄傲，狂妄，连毛泽东同志都不放在眼里。”

在周小舟承认是他说的“斯大林晚年”之后，同日，彭总在四面楚歌中也对该问题作了交待：

“8月10，第四小组开会，彭德怀首先作检查，随后与会者发言，追问彭与张闻天、黄克诚的关系，其间谈到“斯大林晚年”问题。

　　彭德怀：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时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我只讲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

　　有人插话：你讲毛泽东同志读了很多古书，很厉害。

　　彭德怀：我讲过毛泽东同志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在中国革命中是很厉害的人。这个我讲过。张闻天为什么到我那里去？因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因为我脑子里反动的一面升起来了，加上过去的不满，联系在一起。他还讲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很熟悉。

　　李井泉：他讲的你赞成，你讲的他赞成，这不是共同的吗？

　　…………

　　李井泉：你与黄克诚究竟谈过这些问题没有？你们的关系是否有不正常的地方？

　　彭德怀：工作关系多，谈别的很少。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

    至此，彭总，洛甫，黄克诚大将，周小舟，李锐，（周惠，七月二十三日夜会参与者）都被证明要么曾经攻击东哥“斯大林晚年”，要么，至少听到这样“恶毒”的攻击之后没有向组织汇报（即对这种行为包庇），所以，无论如何，在这一点上，这五位（六位）已经被证明（或自承）攻击过东哥并互相包庇。------所以，他们的“反党”和“小集团”在批斗者们看来，同时都得到了确认。-----李锐后来如此总结到：“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问题一攻破，人们的“攻坚战”取得最后胜利，当时我就感觉到，庐山会议可以结束了。”

    行文至此，俺觉得还要补充一点是，关于“斯大林晚年”这个罪名，当时周小舟和洛甫他们提得确实太冒失了。也就是在黄大将，周小舟，彭总交待的当天，在庐山会议前期还和他们心意相通的胡乔木，在小组会上作了一个长篇讲话，专门驳斥这个说法：

“胡乔木已经听到彭德怀和张闻天之间谈过这个话。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的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他从六个方面作了比较：
（1）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
（2）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的晚年相同？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缺点，他要负责任。当时到会的同志大家坚持建议不要这样往下传达，以免全党层层检讨，影响干部的积极性，毛主席才勉强地接受了这个意见。
（3）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了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4）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致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地工作。
（5）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30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辩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6）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
最后，胡乔木从恩格斯《论权威》一文，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

    上面的说法，虽然没有提及东哥对党外人士（比如胡风，右派集团）的做法，但从历史角度，一九五九年的东哥，虽然年过六十，但比朱加什维利老爷在同一年龄的所作所为要好得很多。胡乔木的说法，的确大部分是正确的。-----当然，彭黄张周等人的议论虽然出格，但也毕竟是私下，而且也只是说东哥有这样的“倾向”，庐山会议对他们批斗时，无疑夸大和渲染了他们说话的原意。


    到八月十日，庐山会议的后半段的批斗彭总和他的支持者的议程在实质上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对他们的组织处理了。
    
    -----东哥在八月九日这天下午，还心情很好地邀请庐山京剧团的演员和他一起到电站大坝游泳。（此时，洛甫正屈辱地在众多同事追问下被迫交待），游泳之后，还和演员们开着玩笑，一起合影。-----但九日，十日，随着彭黄张周的交待纷纷浮上水面，东哥的心情自然因为他们在背后对他的攻击和议论而变得痛苦和愤怒。前面已经看到罗瑞卿大将十日当天转述的东哥的话，“毛泽东同志讲过：“苏联鞭死尸（指斯大林问题），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这应该是九日晚，东哥听罗大将汇报洛甫的交待后的反应。----而十日，在看了黄大将，周小舟，彭总，李锐等人的交待后，东哥在该日关于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之事，做了批语。（李锐的看法是，该评语极为严厉，上纲上线，惊心动魄。不仅影响山上的批斗升级，对全国影响，尤为深远。）批语全文如下：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于。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但，需要指出的是，就是在这样的愤怒下，东哥依然保持了大政治家的冷静。他还是给这些背后议论他的同事们留下了“出路”。“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最后，还要建议喜欢这段历史的同学最好看一下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仔细看看当时批斗者和被批斗者发言的原文细节，里面有很多值得咀嚼的东西。----俺这篇已经大段大段地引用了李锐该书的章节，但因为篇幅关系，无法引用全部。


那年庐山 （三十）上帝不玩骰子

八月十日，在彭总阵营土崩瓦解之后，东哥面临一个善后组织处理的问题。一方面，他满意地看到，在七月二十三日，他的发言是有先见之明的。--------的确，彭总的信后面隐藏的，是彭总和洛甫等人对东哥个人的不满和腹诽。-----同时，七月二十六日他的“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也是对的，因为，彭总和他的支持者不仅在背后议论东哥有“斯大林晚年”危险，还互相包庇。----所以，现在水落石出之后，东哥进一步地相信，彭总的上书，洛甫对彭总的配合，以及黄大将，周小舟等人的行为并不是单纯地为了纠正“大跃进”的失误。那么，现在，这个苗头很及时地被揪出并制止了。这对全党的团结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当然，这是东哥当时的想法，具体反映在他八月十一日对全会的讲话。）------另一方面，东哥同时必须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彭总和他的支持者们在“顽抗”了近两个礼拜后终于被挤出来的“斯大林晚年”交待之后，（对于与会人员而言，这个顽抗已经说明了彭总等人的“不诚实”），所有与会的高干们当然群情激涌，义愤填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置这些背后对东哥如此议论并迟迟不肯交代的“同志们”，就成了表现东哥大政治家风范的试题了。

-------庐山会议作为一个延续近五十天的漫长会议，并非就是彭总上书，然后东哥发火这么简单的过程。而是一段一波三折的曲折故事。-----东哥作为这个故事的第一男主角，他的表演让人叹服不已。

    在小组会上，彭黄张周等人被同事和战友们苦苦追逼的时候，东哥于八月七日和江青游玩含鄱口，庐山植物园。在八月九日，他去庐山大坝游泳，还约了庐山京剧团的演员（男女都有）同游，并合影。他的这种从容和悠闲对比小组会上批斗的残酷和咄咄逼人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彭黄张周交代了“斯大林晚年”问题之后。东哥自然对于这些高级干部（尤其是像周小舟这样早年的秘书，在庐山还两次召见的宠臣）背后对他如此“恶毒”的攻击感到深深的愤怒，---而且，他肯定还感到不平，因为彭总在军内反教条主义时，同样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民主的作风。（肖克上将给他写信，提一些工作上的意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换句话说，彭总自己如此，又凭什么说东哥“不民主”呢？------然而，虽然心情非常地愤怒，而且与会的高级干部也同样被彭总以及彭总的支持者们对东哥的攻击所激怒，但在这个时候，东哥并没有让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他冷静地从法度和党的团结这个高度深刻地思索了这个问题。

   在八月十一日，对中央全会的讲话上，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这个讲话的开头部分是从世界观和彭总等人的历史入手，并结合当时国际形势对彭总等人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第一书记挂帅”，“集体领导”等进行了辩解和说明，总之，无论从理论的高度，还是从现实的斗争形势，东哥都做了概括。（当然，这些概括是否合乎实情，俺在此保留意见 ）----最后，东哥提到了组织处理问题。他首先说，彭总提出了辞去国防部长，但原来政治局常委开会，没有同意。（但是，现在问题暴露到了这个地步），是否彭总还继续做国防部长，黄大将是否继续做总参谋长，这个决定让中央全会讨论。------在当时的形势下，俺觉得东哥的这番话很合情理，彭总和黄大将在客观上，已经没有留任的可能性了。

   其次，东哥进一步谈到对彭黄张周的组织处理问题，原话是：“...第三个就是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这个决议，大体上我先讲下方针：就是他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决议我们准备不要发广了，发到县一级、团一级干部，不在全党去讨论。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的党没有危险。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分裂活动，那一直发下去。再闹乱子，那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现在不要发表，在全党讨论。但看他们的情况，他们变不变，转不转。如果需要发表的时候，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翻成外文，让全世界知道，看他们改不改。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有几个反对派，我看有好处，可惜太少了一点，只有一个半，一个政治局正式委员，一个候补委员。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论过的，我现在代表常委会说话。”

最后，他还专门谈到“我们的会开到今天40天，7月16日以后到今天，对他们的反动性批判比较着重，现在要注意他们革命性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一面。我今天讲的这一篇也是做批判文章。所谓做批判文章，就是做分析。我跟彭德怀同志说过，难道我们31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该决裂，我们要合作，31年的关系嘛。这是就我来说。同别的同志呢？长短不一，总司令、林彪有31年。总而言之，我们的关系，我认为应当继续下去，应当搞好，而不应当在这次分手，把他们抛到海里去，应当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同志式的态度。这就搞两条：必须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处理从宽，并不包括一点职务都不变动。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评，继续批判从严。”

    总之，东哥在把彭总等定为“野心家”，“反党集团”之后，在最后的组织处理时，却意外地用了“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这是值得我们思索的。-----因为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要把一个“野心家”，“反党集团”的首领保留党的“政治局委员”职位呢？----这看起来从逻辑上，就有问题啊？----当然，很多同学说，保留彭总这个“政治局委员”不过是虚职，后来彭总不是一直在吴家花园挂甲屯被软禁啊，而且也一直没有看到“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别可以看到的中央文件啊，------但是，历史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后来在1965年9月，东哥送彭总去西南做三线建设总指挥时，和彭总谈话时，还提到彭总的政治局委员职位还是保留着的，-----换言之，就算是“虚职”，但毕竟还是有个“职位”在啊。------所以，其实东哥的这个“保留政治局委员”的做法是用意长远的。

    追溯起来，其实从七月二十三日东哥扳转会议势头，七月二十六日发动对彭总等的批判以来，一直到八月十日才尘埃落定的原因，就在于开头并没有拿到能够坐实彭总等人的罪证。----但虽然最后抓到的彭总他们背后议论东哥“斯大林晚年”的事实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同时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并试图隐瞒也同样是大的错误），可这毕竟是一个私下的议论，腹诽，而不是付诸于行动的罪行。-----也就是说，东哥很清楚地知道，彭总等人的错误还仅仅是言语上的，因此，从组织制度上，是无法给予严重的处分的。-----这是一条规矩，作为这个共和国的缔造者，东哥深深知道，维持规矩的严肃是一个国家和政党稳定的前提。------因此，“处理从宽”首先体现了一个从法理上的考虑。

    其次，作为一个眼光高远，胸怀宽阔的政治家，东哥深深知道，在政治这个大舞台上，把事情做绝是一种笨重的做法。作为领袖，他需要的敬畏，而不是盲从。因此，他需要他的干部们，既尊重他的权威，又感佩他的宽大。刚柔并济，才能让他超然的地位更加的巩固。这是东哥“处理从宽”的第二个考虑。

    其三，彭总他们攻击东哥是“斯大林晚年”，而“斯大林晚年”的一大罪状就是大肆迫害老革命和老同志。因此，如果东哥对彭总他们“处理从严”，岂不落人口实？（从这点可以看出，胡乔木在小组会上力辨东哥和斯大林晚年的不同，也算是从另一个角度帮彭总他们的忙啊。）------像东哥这样睿智的人物，是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的。

    所以，在八月十一日的大会讲话里，东哥宣布了他的上述决定。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彭总等人在连日追逼下的压力，（有利于防止矛盾的激化），并展现了自己的大度风范。同时东哥还宣布宣布十一日下午和十二日休会，给在庐山忙碌了多时的各位高干休息。十三日再开会，届时“俱乐部”的成员要发言。（也就是总结性的检讨），这样，整个庐山会议在程序上就可以完成了。

   至此，庐山会议的大的结构即将结束。----下面，我们把目光从大的流程收回来，看看在这场惊心动魄的会议里，作为靶子的几个小人物。看看他们的人生和心灵，在这场戏剧性的风暴里，遭受的拍打和冲撞。看一看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在严酷的命运前，保持尊严和服从理智之间的挣扎和撕裂。



《那年庐山》整理之序：读史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38
《那年庐山》之（1---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39
《那年庐山》之（6---10）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2
《那年庐山》之（11---1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7
《那年庐山》之（16---20）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9
《那年庐山》之（21---2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53
《那年庐山》之（26---28）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73]]>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73 susumayi@163.com(无双) Tue,06 Jan 2009 19:19:50 +0800 http://www.6summer.com/default.asp?id=73
那年庐山（二十六） 组织的力量和党的团结

在八月四日之后，经过了林总，周公和胡服同志的开导，山上的中央委员们，已经清楚地明白了此次与会的意图。-------举一个小例子，刘伯承元帅在前一年的军内反教条斗争中，曾在彭总的主持下，受到很大的冲击，最后以老迈之年，残缺之躯坚持在全军高干之前做长篇检讨，场面之苍凉，令与会高级将领动容。---------此次刘帅也上庐山开会，会议组当时的住所安排，军队一块是一起的。会议人员有一次听到会后归来住所的刘帅问了叶帅一句：“你们组讨论怎样？”叶帅回答：“野心家嘛！”-------因为会议的内容对所有会议接待人员是保密的，所以这段谈话给当时庐山景区管理员的印象很深，留下了回忆。-------但这也告诉了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小组讨论对彭总的定性所在。

    既然把彭总定性为野心家，那么为了党的团结，所有与会的高级干部显然必须和彭总划清界限。-----显然，和“野心家”是不应该有任何正面意义上的交往的。-----因此，对于彭总以及他的支持者的声讨就是对党作为一个组织的团结负责。-----作为一个列宁主义建党原则成立的政党，TG和西方意义上的那种松散的PARTY有着本质的不同。------估计任何一个西方政党都没有如此严密的组织，有如此理论色彩丰富的特色，有如此精密的“组织生活”，有如此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是TG作为一个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以建设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的特色。------因为这一点，决定了在庐山上，一旦彭总的上书被判定为不是工作上的探讨，而是主观上的“操娘”，就激发了这个组织原则。--------于是，作为组织的核心成员，他们必须维护这个组织的纪律。

    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所有当时庐山上高级干部批彭的出发点所在。-----那么，可能会有同学问，俺是否在暗示庐山会议的进程也是一个制度上的原因呢？回答是，这个疑问是合理的。但值得指出的是，任何一个制度都是有利有弊的，TG的组织原则是一个在革命战争时代保障了TG力量所在的制度，因此，在艰难的斗争岁月，这一制度是必须也是发挥极大作用的。但这个制度显然有它内在的缺陷，它在保障了党的团结的同时，并不能保证党的团结所建立在的基础是否正确。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表态批彭的中央委员都是怀着捍卫党的团结这一初衷开始他们的发言。对于有一些中央委员来说，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机会。每一次政治斗争都意味着会有一些位置的空缺，同时，对于像彭总这样作风生硬的领导人，对他心怀不满的下级也大有人在。-------像贺老总，罗大将，李井泉，康生，陈正人（东哥江西时代秘书）这些东哥的死忠，我们就不多说了，他们对彭总的义愤填膺是必然的。这里说几个有所发挥的发言者吧。

    比较有名的一位是天才少年，娃娃司令，最年轻的上将之一（39岁），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肖上将的能力是没啥说的，非常牛，后来官拜总政治部主任，接替的是被林总搞下去的东哥的前秘书-----谭政大将。肖上将很多人说他是对彭总怀恨，因为彭总骂他搞文工团，送女孩子到中南海陪东哥和其他高级领导跳舞是“选妃子”，其实这个原因不太对，因为之前俺已经解释过了，送女孩子去中南海伴舞，主要是因为安全原因，当时国民党在海岛还鼓吹“反攻大陆”的，中央领导工作之余，跳个舞，总不能随便找人吧。------所以用这个原因说肖上将是不公平的。-----其实，比较深层的原因在于肖上将本人比较热衷政治。对于他而言，此次批彭是一个机会，因此，他不是从会议主流方式入手，而是从彭总和外国反华势力的联系入手：

“萧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怀在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

　　萧华说：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从肖华上将后面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捕风捉影，------彭总如果要“里通外国”，至于傻到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和赫鲁晓夫大谈吗？-----因此可见肖上将此处的心术不正。---------不过肖上将这样的风派人物，总归不能长期做他的蝙蝠，后来文革的时候，终于骑不住墙，倒了。不过也算塞翁失马，没有在文革涉入太深，但后来邓公上台后，就把他外放到兰州军区了。

    另外一位不那么有名的是苏振华上将。他对彭总的积极批判令人侧目。因为苏上将是老红三军团的，从彭总在平江起义起家，就一直跟着彭总直到长征胜利。而他对彭总的批判是：

“这次以彭德怀同志为主帅、张闻天同志为副帅发动的向党的猖狂进攻和分裂党的活动，我认为有这么几个特点：（1）军人挂帅，文人当军师，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党的政治纲领；（2）锋芒是直接对着党的总路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3）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重新结合，卷土重来，但主帅是经验主义者；（4）选择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大有猖狂进攻之势的时候，也就是在党遇到暂时的、局部的困难的时候，进行反党分裂活动。”苏振华还说：“彭德怀同志长期把自己装成一个君子，在军队和部分群众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党的威信、毛泽东同志的威信，他分享了一份。如果不彻底揭穿他野心家的本质，不把他伪君子的画皮扒掉，是能迷惑一部分人的。”

    这种对老上级的翻脸不认人，苏上将比较拿手。一九七七年，邓公第三次复出在即，胡乔木托人给邓公去信，自我批评在一九七五年对邓公批评发言的错误，为此道歉。邓公当时对带信人说，胡乔木的批评，他毫不介意，理解胡乔木当时的发言是形势所逼，而且也没有过头的话，-----有些人还骂他“五毒俱全”呢，（言下之意，胡乔木比这个人好多了）----同学们可能猜到了，这个骂二野政委邓小平“五毒俱全”的人就是二野一纵政委苏振华。--------后来邓公正式上台，苏上将惊惧之下，心脏病发作而终。

    还有两位发言比较积极的是内定要接任周小舟湖南第一书记职务的张平化，和当时“南天王”陶铸。-----前者，后来坐镇湖南，青云直上，后来，文革时被提升到中央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者，陶铸上山之初是纠左派的，东哥谈话中说到，陶铸就是地方一级差一点被彭总他们拉去的。-----所以，陶铸自然要特别表现一下，洗清自己。-----当时陶铸也是诸侯里面比较强势的一位，他的南天王位置，可是把叶帅顶走后升任的啊。

    说到这里，顺便和同学们报告一下，上面的几个发言都是引自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不过李锐的这部书显然有遮掩之处，他给出具体发言者名字的，除了上面列出的之外，这阶段发言批判彭总的还有一位黄永胜上将，但其他发言者，就是没有名字而只是冠名为“有人说”了。估计“为尊者讳”的名单应该不短。-----但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来源，所以就把李锐提到的这些给大家说一声。其他的，如果有同学有补充的，欢迎提供。谢谢。


那年庐山 （二十七）制度下的干部

从八月四日常委会传达批彭的指示之后，庐山之上，就硝烟一片。大概在8月7日以后，6个小组合并成3个“临时小组”，即第二组（组长柯庆施，曾希圣代，副组长廖鲁言），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每个组50来人。彭总在第四组，组员有一半是军队同志，老三军团的几乎都在这一组。黄克诚在第五组，军队同志约比第四组少一半。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没有现役部队同志。这个形势就是集中力量批斗彭、黄、张、周四人。这样的“会议”形式，说起来是很值得思考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这样的会议发生在美国参院，或者英国上院将会是何等样子。 -----显然，这种政治生活的方式是当时TG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俺并不确定，是否应该在这个帖子里探讨一下这个制度问题，原因是当我们探讨制度时，需要对TG的党史和当时中国的历史现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就是说，进行一个有意义的探讨需要一些基本的知识储备。--------但如果不讨论这个制度，那么我们对庐山会议的理解就会扁平化，那就丧失了俺写这个帖子的基本意义所在了。-----虽然是科普读物，但俺还是希望本系列的深度可以超越《童话大王》啊。

    那么，讲一个小故事吧。八月七日下午，注意，就是上面分成三个小组“聚歼”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措施决定之日，东哥部署已定，就把批斗的事儿留给他忠诚的战友们，自己和江青一起去庐山植物园游览。并第一次登上了著名的庐山景点-----含鄱口，留下一张非常淡定的照片。对于东哥而言，大势已定，他只要等到彭总等人的深刻检讨后，这一次的庐山会议就可以结尾了。而之前，的确需要对彭黄张周等人进行“触及灵魂”的批斗，以便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错误。-----这是超然的领袖东哥此时的闲暇之后所蕴藏的历史深度。


而八月九号，庐山上来了一个外国人，飞机把他从北京送到九江，中办主任杨尚昆把他从九江接到庐山。当晚，东哥在他的美庐设宴，招待这位曾经和他赤膊相见的老友。陪同的是政治局常委，朱老总，胡服，周公，林总，和杨尚昆。------如此高的规格，来的是哪一位贵宾呢？-------他就是越共主席胡志明，胡伯伯。-------胡伯伯刚从莫斯科飞到了北京，听说东哥他们在庐山开会，（已经开了一个多月了），一边感叹中国兄弟们开会的瘾头大，一边坚持要来看东哥。-----东哥听到胡伯伯的请求，欣然同意，表示欢迎。-----------当然，胡伯伯上庐山恐怕不是简单地走亲戚，而是企图弥合当时日渐明显的中苏两国的裂痕吧。

    好吧，回到东哥的酒宴上，酒席里上了两瓶茅台，排座次的时候，中方说胡伯伯是客，应该坐上座，胡伯伯谦虚，说“大家都是同志加兄弟，谁年长，谁上座”。于是朱老总做了首座，胡伯伯，东哥，周公，胡服，杨尚昆，林总依次坐下。-----林总年纪轻，这时候吃亏了，堂堂的党副主席也要坐在杨主任的下座啊，------接着上菜，杨主任自然要向胡伯伯介绍餐桌上的庐山特色菜。------“香辣石鸡”------所谓“石鸡”，其实和“田鸡”一样都是大型的青蛙。-----但这一盘“石鸡”比较金贵。----因为它是福州军区司令上将韩先楚在昨天晚上散步时候捉到，特地送给东哥的。而东哥又特地嘱咐厨房把石鸡留着，给胡伯伯今天来尝鲜。说到这儿，其实可以研究一下的。韩先楚上将是湖北人，出生于著名的将军县红安。------他的“山头”是红二十五军，也就是吴焕先政委和徐海东军长的队伍。（当然还有程子华，沈泽民的领导），庐山会议这一年，韩上将四十六岁，但依然身手矫健，可以在散步的时候抓到石鸡，而且尤其值得赞赏的是，他会把石鸡送给东哥。---------因为，从历史上，韩上将和东哥几乎没有交集。从红二十五军（这就意味着长征前，韩上将肯定没见过东哥）长征结束后，韩上将在林总麾下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团长、团长，副旅长等职位。后来还和黄克诚大将闹过别扭，一九四一年被调回延安。之后，终于在解放战争中，韩上将这头猛虎被放到东北战场。开始他军事生涯的黄金时期，其中的奇袭威远堡一战更是成为经典。他的三纵由此得名“旋风纵队”----其后，韩上将作为林总帐下名将更是夺城拔寨，一口气从南满打到了海南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韩上将的海南岛登陆之战，由于韩上将的果敢，使我军抓住了战机，从而得以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攻占海南。否则，就有可能留下第二个台湾岛了。----再后，因为战功显赫，韩上将被派到朝鲜辅助彭总指挥志愿军。----而朝鲜胜利之后，韩上将被东哥指名派到对台前线的福州军区做司令员，因为韩上将海南岛的征服者之威名足以震慑对岸他的手下败将们。--------------而俺回顾韩上将的这些光荣的履历是为了提醒同学们，虽然如此，韩上将和东哥的私人交情应该不深。但韩上将却懂得在散步的时候，把捉到的石鸡送给东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俗语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

    但韩上将的庐山故事并不止于此。------在庐山时，韩上将同样也是极少数的几个在当时乌云压顶之下，专门去彭总那儿拜访了彭总和黄大将的高干之一。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而庐山下来后，为了消除彭总在军内的影响，他的一些亲密战友受到了处分和党内斗争，比如曾任志愿军副司令的洪学智上将，邓华上将都被降职，调离军队系统。但同样是志愿军副司令的韩上将位置却坚若磐石。------林总专门发了话：“韩先楚有错误要坚决地批，但也要坚决地保护，使用！”---------不过林总发话却是有原因的。因为韩上将虽然位置没动，但党内斗争却是逃不过的。----尤其是他的福州军区是三野的大本营。事实上他的位置本来是身兼福建军政两大权叶飞上将的，因为韩上将的到来，使叶飞上将从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变成了军区第一政委。但韩上将指挥的部队，却都是叶上将的老部队啊。-----所以，韩上将下了庐山，在第二年，乘着军委“清算彭德怀错误军事路线”的东风，福建省委和军区党委开会批斗了他一个多月，给他安上“彭黄集团漏网分子”的帽子，最后，直到军委第一副主席林总发出了上面的那两句掷地有声的批示，韩上将才算过了关。

    说到这儿，韩上将的故事还没完。------文革初期，福州军区内部，韩上将一派和刘培善中将（三野大将）一派矛盾很深，后来刘中将因为福州军区所辖的江西抚州军分区事件，被斗得很苦。最后迫害致死。现在有一些资料说，刘中将的被迫害，韩上将是有些责任的。----再后来，福州军区成了一个豪华阵营，被冲击的几个上将都被周公“送”到福州军区了，如王建安上将，李志民上将，陈再道上将等，这是因为韩上将好心，把这些其他大军区不敢要的“包袱”给接过来了。然而八大军区对调，韩上将从对台前线，调到对苏前线，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九一三林总魂归大漠后，韩上将和林总的关系又被人炒作起来（尤其是韩上将当初好心把四野战友周赤萍中将保护到福州军区，而周中将在福州期间编了一本有名的小册子。。。），到最后，中央发了一个“九号文件”，矛头直指韩上将。结果韩上将在兰州军区马上被冷冻，他在福州军区的旧部被批斗，1972年9月8日，石一宸少将向叶帅汇报时，叶帅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央讲，韩先楚要去许多人，要去（后）又反对他。” （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李志民上将是被周公送到福州军区交韩上将保护起来的。结果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时，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奉命去福州亲自接韩先楚来兰州上任，当时的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曾私下对冼恒汉说：“我把一个瘟神给你送去了，你可要当心啊！”）

    再后来，文革结束后，还是转折期间，肖华上将外调到兰州军区任政委，他和韩上将联手，把和韩上将不和的冼恒汉中将，整得很厉害。冼恒汉后来被中央免职，失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好了，到这儿，总算大致把韩上将的事儿说了一遍。从被整到整人到被整到又整人，韩上将的政治生活像武大郎的烧饼，翻了又翻。--------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几乎可以以此说，TG的政治生活，就是这样整来整去啊，----------但其实表明之下是有一个深层原因的。---那就是TG组织制度下的干部选拔机制，在当时并不完善。因此造成了，一方面，干部流动太少，另一方面，干部的任期（那个时候因为建国不久，还没有大规模离退休）又长，因此自然形成干部帮派问题。所以韩上将下了庐山被三野干部整，等他翅膀硬了，文革的时候，他就可以整三野的刘中将。而他去了兰州后，他留下的那一派就被整，之后，他在兰州又得以和肖华上将（四野老战友）联手整回冼中将。------根本的一个大的原因，就是干部的流动太少，选拔不够民主，造成干部的派别划线。（而且在大的运动中，干部们又不得不“站队”，批斗，结下了恩怨）-----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中国的政治生活里，这种内斗和内耗的负面效果比较明显。--------当然，这并非俺们国家的国粹，放眼世界，各国的政界或多或少也有这个情况。-----但有一些国家的问题不那么严重，因为，他们有一个政党轮替的制度。

说到这儿，可能又有让同学们发挥的地方了，但比较坦然的说，目前的中国政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而且也同样是不断进步的。---俺上面说到的例子，不过是我们的祖国在成长过程里的一些必然要迈过的坎儿吧。-------回到正文吧，

此刻，在庐山之上，强词夺理，咄咄逼人式的批判方式正如火如荼，作为被斗争的彭黄这样的老革命战士，尤其是他们这样性格刚烈的不屈之人，后来者审视当时的批斗记录，可以听到他们的脊柱在压力之下的每一个关节紧紧扣在一起的格格声响。-------在延安，为了彭总的检讨，华北座谈会开了四十天，而在庐山，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到现在，还不到两个礼拜，-------这一个一对五十的角力和拔河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彭总将在何时低下他倔强的头颅呢？----且看下回分解。


那年庐山 （二十八） 突破

八月七日下午，在经历了炼狱般的一个礼拜后，彭总面对着众多老战友无中生有式的批判和有罪推定式的“审问”，终于在情绪上爆发了。

“彭德怀：在这封信里，我并不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康生：你坚持你的看法，我们保留我们的看法。很明显么，这还骗得了人？我问你，你那封信是否给人看过？

　　彭德怀：给小参谋抄过。

　　李井泉：你不是说，赞成你的人，看了你的信，给你帮了倒忙吗？

　　彭德怀：我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

　　康生：我们也不这么天真，你骗人也不行！（与会者指责彭德怀，为什么发脾气？）


　　彭德怀：我的信没有说清楚。第一部分讲工业，把对地方的意见也写了进去，没有骂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承认，这封信总的方面是错的。发脾气是不对的，请原谅我这一点。

　　李井泉：信到底如何产生的？

　　有人问：你前天明明说，有人看了改了，为什么今天又矢口否认呢？

　　李井泉：大家都听见了嘛！那时感觉你还老实一点，怎么今天连说过的，也不承认了？

　　彭德怀：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像法庭审判。

　　安子文：你斗争我们的时候，暴跳如雷，大家好心好意地问你，你竟说是审判，讲不讲理？

　　康生：一方面说是这次会议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现在又说成是法庭审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众：为什么如此态度？

　　彭德怀：我，说错了！你们这样问，我不好答复嘛！

　　康生：我们问你：一、信是如何产生的？二、讲讲和高饶的关系。三、出国时讲过哪些关于人民公社的话？你按实讲就是嘛！

　　彭德怀：在国外没有谈过什么公社问题，在阿尔巴尼亚会过两次赫鲁晓夫，只谈了些阿尔巴尼亚的重要性和建立基地问题。在罗马尼亚会过崔庸健，谈过10分钟，系拜会性质。在罗、保都谈过一些农业问题，他们都说要向中国学习……这些问题回来我向常委会汇报了。

　　苏振华：你说你保证同军队中没有任何个人关系，是不是都是一视同仁？

　　彭德怀：工作关系是有的……私人关系没有。……

　　…………

　　贺龙：有些历史问题，不讲也算了，请彭德怀同志谈谈和高饶关系问题，交代一下那封信的问题。

　　李井泉：请彭德怀同志就贺龙同志说的两个问题加以考虑，老老实实地向党交心。德怀同志今天小组会的态度是不好的。要端正态度。”
   ----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当然，我们非常理解此时彭总的恼怒所在，因为一方面东哥已经给他定罪了，作为组织的高级干部，他有一个从纪律上说，服从组织决定的问题。另一方面，彭总深深知道，他的上书只是一份私下给东哥本人的工作建议，而现在东哥把这封私人信件公布到大会并反过来以此为证明说他反党，对于彭总而言，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况且，目前会议的定性是一个反党集团，因此，作为该集团的主犯，彭总如果“认罪”则意味着其他集团成员因为是“共犯”也同时有罪。所以对于彭总而言，屈从这个罪名是双重的背叛。------不仅是对他自己，也是对他的战友。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黄克诚，洛甫，周小舟，周惠，以及李锐身上。因此，他们可以从“客观的效果”这个角度来认识自己的言论错误。但他们的检讨无不强调，他们在“主观”上是一心为党好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立场是自己的错误撑死了是“好心办错事。”-----而且他们无不很谨慎地以个人言行为限，丝毫没有涉及到其他“集团成员”。-------黄克诚大将更厉害，在小组会上甚至很激动地说：把他说成是彭德怀的走狗，砍了他的头也不承认。

    但是，对于为彭总他们定了罪的东哥和政治局而言，对于积极批斗彭总他们的诸位高干而言。上面彭总他们的检讨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就无法为这些“反党集团成员”的言论定罪。因为那属于认识问题。-----没有“集团内部的组织联系”，就无法坐实“反党集团”的罪名。-----而如果没有得到这些“集团成员”自己的承认，这一场“路线斗争”就无法光辉地结束。--------但我们知道，事实上并没有这样一个反党集团，这些圈定的成员们也的确没有反党的意图和行动。-----因此，庐山之上的这场党内斗争必然地陷入了僵局。

   打破这个僵局的第一步是，把几个“要犯”分开了，洛甫和周小舟在第二小组，彭总在第四组，黄大将在第五组。相互之间不准串通，各自检讨自己的那份。在这种情况下，面临每组50多位中央委员的逼问，真正的考验到来了。-----的确，这样的批斗压力是“触及灵魂”的。而且，很明显地，没有拿到批斗者所期待的答案，这样的批斗是不会结束的。
    
    终于，八月九日，在层层围逼之下，防线崩塌了。突破点，就是洋洋洒洒写了八千字发言的洛甫。

“所谓“张闻天交代”一事，是8月9日下午第二组的会上，关于同彭德怀交谈过什么，张闻天被逼作了这样一些“交代”：彭德怀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说到这里，会场顿时惊讶不已），以及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洛甫的这个“交代”分量是很重的，因为这个“交代”很清楚地说明了彭总对东哥的“怀恨”，尤其是里面涉及到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闹出大风波的“斯大林晚年问题”（即个人独裁），------所以，洛甫的交代一出，就印证了一件事，即彭总在主观上，对东哥是有很强烈的不满情绪，并怀疑东哥有“个人独裁”的倾向。------既然如此，彭总给东哥的上书是否完全因为“公事”，就自然值得怀疑了。


在这里，俺并不准备评论洛甫此举的表现。但是他的“交代”似乎并没有说清楚，后来有人拿他的话和彭总对质，彭总的回答是

“彭德怀：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时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我只讲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

　有人插话：你讲毛泽东同志读了很多古书，很厉害。

　　彭德怀：我讲过毛泽东同志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在中国革命中是很厉害的人。这个我讲过。张闻天为什么到我那里去？因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因为我脑子里反动的一面升起来了，加上过去的不满，联系在一起。他还讲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很熟悉。

　　李井泉：他讲的你赞成，你讲的他赞成，这不是共同的吗？

　　……

　　李井泉：你与黄克诚究竟谈过这些问题没有？你们的关系是否有不正常的地方？

　　彭德怀：工作关系多，谈别的很少。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显然，评价东哥“独裁”的似乎更应该是洛甫，而不是彭总。----因此，俺觉得有必要把洛甫秘书的一段回忆引一下，并提醒同学们注意，这段回忆对洛甫的评价：

“关于张闻天此时的心境，他的秘书有这样一段回忆：“8月9日，闻天同志从会场回来，心情沉重，没有讲话，却又坐上车子，让开到牯岭镇外的山中。我跟去了。在苍茫暮色中，他仁立在一块巨岩边，望着逐渐暗淡而模糊的远方。许久，他慢慢回过头来，说：他们在追‘秘密反党计划’，好像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又说：这种做法危险——没有什么材料，想这样逼出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来。他眼中流露出难言的愤激和疑虑。我看他为自己受错误批判的痛苦倒不是太大，一片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才使他感到特别的惘然。””

无论如何，作为后来者，只需要翻翻资料，就可以翘起脚儿摇头晃脑的评论了。也就是说，我们是无法体会作为被批斗者当时所感受的巨大压力和痛苦的，因此，对于洛甫的举措我们当然没有资格进行苛责。------既然谈论东哥有“斯大林晚年”危险的确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也的确能被批斗者最大限度的渲染以作为彭总他们“反党集团”的证据，那么，在那样的压力之下，这个事实终归是要被揭发的。-----当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没有经受过长期困难环境的锻炼，洛甫成为这个突破口并不令人意外。-------------但洛甫这一举措的事出有因，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他的任意拔高。俺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洛甫的七月二十二日的小组长篇发言是东哥七月二十三日翻手为云的触发点之一。并不是说洛甫发言的意见不中肯，而是发言的时机毫无政治眼光。同样的，这庐山会议最后阶段的“交代”也是最令人难堪的行为，（因为如果洛甫早早地把这事向组织汇报，还可以称得上光明磊落，但他偏偏是在被批斗了一个礼拜后，才“交代”的，这就说明了洛甫其实明白自己的“交代”，对他和彭总他们都是“致命”的。------而既然如此，他还是“熬”不住了，这就只能说是一个性格不够坚强的表现了）。-------洛甫在庐山上的这两次大的举措，以当时政治斗争的标准看，都打不到及格线以上的。---------因此，后人对洛甫在庐山的表现过度渲染，并非对他负责。

那么，在洛甫第一个被突破后，自然，批斗者会拿这个突破做为武器来进攻剩下的几位。-------令人讽刺的是，洛甫恰恰还不是七月二十三日晚上在彭总处夜会的成员。而那天晚上，的确有人提到了东哥的“斯大林晚年”问题。---------于是，埋下的地雷终于要炸了。


《那年庐山》整理之序：读史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38
《那年庐山》之（1---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39
《那年庐山》之（6---10）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2
《那年庐山》之（11---1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7
《那年庐山》之（16---20）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49
《那年庐山》之（21---25）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53]]> http://www.6summer.com/article.asp?id=58 susumayi@163.com(无双) Fri,26 Dec 2008 16:38:28 +0800 http://www.6summer.com/default.asp?id=58

这是继公元1433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500多年来，中国再次显示自己在大洋上的力量。
派出的是169，171，比美帝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伯克级驱逐舰差一些，但和亚丁湾其他各国列强的装备都有得一比，看来这次海军下了狠心要show一下肌肉了。这是不是意味着韬光养晦的时代要过去了？至少现在新闻宣传，不再谴责某某国家的航母干涉地区平衡，不再谴责某某国家的海外基地……至少我们的官方，半遮半掩羞答答的承认，我们的航母已经在造了。
并不是说，有了强大的海军力量，国家就会强盛。甲午战争的时候，大清国的北洋舰队并不差。
但是，强盛的国家，必定也必须要有无可匹敌的强大海军力量。
有些喜欢友邦惊诧论的同学说，不就打个海盗么，至于用这么牛逼的海军么？这种人就叫做天真，还真以为打海盗就是打海盗呐！

有一个国家，无论任何时候，即使是在最黑暗最黑暗的历史时代，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没有放弃过成为世界主导力量的大国雄心。
这个国家，在2008年12月26日，在时隔几百年后，展示了它的这种内心不灭的顽强渴望。
请记住这一天。
]]>